所在多有。有的乡族十分庞大，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以最为普遍的祭祀组织为例，如浙江奉化西坞镇供奉圣庙的“上灯会”分为3个系统，其中10个堡供祀中位圣姑，8个堡、6个堡分别供祀东西两神。每堡由数村组成，依次轮流负责办会祭祀。或18年或24年或30年轮一次。算起来共有72村。圣姑系乡族组织的领袖是拥有5千户、3万人以上的西坞邬氏宗族，而其下辖的村庄，也有许多单姓村、两姓村[43]。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指出这种构成“是一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44]。
乡族组织形成方式有联姻、联族、联姓、联村、联籍等。其中联村、联籍属地域性联合（当然构成联合组织的各个子组织，仍是各家族宗族）；联姻属血缘性联合；联族、联姓属虚拟的血缘性联合（美国学者苏耀昌称其为“‘虚拟的宗族’联盟”：“如果士绅们是同一个姓……就可重整族谱，追根探源，那怕追溯好几个世纪，直到找着出自一个共同祖先而后已，用这种方式建立一个高层宗族”[45]；再一种便是象佛山乡族组织那样，建立“祖庙”，尊奉玄武大帝为各族各姓共同的祖先）。
无论家族、宗族还是乡族组织均表现出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特点。而清政府则因袭前代，将裁决族内事务的部分权力正式下放给了宗族。《清律例·户例》中有关立嗣、承继等项都明文规定“合族公议”，或“从族长依例议定”。即使宗族以族规擅杀族人，官方也往往不予抵命。甚至有典例：“同族中果有凶悍不法、偷窃奸宄之人，倘事一起，合族公愤，不及鸣官，以家法致死，……减等免抵”。雍正以后，更有不少地区试图实行宗族与保甲相结合的统治政策。道咸之际，清政府明确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47]。正式推广了族权与政权的结合。
这说明，里社保甲只是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或统治形式。里社保甲的编组，产生了法定社区。里社保甲的编组，却以自然社区为基础（当然并不完全等于自然社区）。离开了自然社区中的宗族系列，法定社区的里社保甲就成了一个空壳。这从乡绅的地位及作用也可看出。
由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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