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商人们则在此交流行情，“缕数天下津要，百货所殖”[64]，或者打听行情，乃至进行交易买卖。尤其江南城镇上的一些茶坊，每当茧丝、新米上市之际，商贩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牙商也出没其间，“从事摄合，赚取佣金”[65] 。此地喝茶不仅是个人生活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生产行为。可见明清时期的饮食店铺还是一个人际交往的好去处，纵论国是、臧否曲直的好环境，进行商业活动的好场合。这种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明清商业社会其他店铺是无法替代的。
众多消费饮食店铺的存在，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晚明以后，官绅富贾纸醉金迷、生活糜烂到了相当程度。大量高档饭庄酒馆的出现，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佳酿美肴对人有强烈的诱惑力，由此也影响了普通人民对享乐的追求，开启他们崇靡的不良心理。《歧路灯》中对商人王氏父子在饮食店铺消费上的变化，有过一番描写，很有代表性。父亲王春宇，先前每次从街上过，看见饭铺里的酒肉，虽心中痒痒，但因手中钱短，只得“把淡唾沫咽两口过去”。后来本钱稍稍大了，才偶然在宴请至亲贵客时，到饭馆去添几个菜。节俭乃至吝啬是老一辈商人崇奉的信条。一二十年以后，到其子王隆吉当家时间，家底已经比较丰厚。而当地高中档饭馆也增添了包办酒席，设置专座，且有带戏进门等项服务。隆吉宴请商贾朋友则时常出入酒馆。照当时旧例，会宴有身价之人，在家设宴为敬，借馆招待为简慢。一次，隆吉宴请一帮盟友，为显豪气，他不顾旧习，在饭馆定下正座桌面，延请“道台衙门的厨子”，加意做了“海味上色席面”，并在席间安排了一本整戏。开席那天，饭馆里锣鼓响动，珍错罗列。这是商家新一代消费的典型。明中叶以后，城镇的游食之徒大增，他们“不顾父母、妻子，惟图口腹”。清中叶后，江南“虽中人以下之人，茶馆酒楼，无不有其踪迹。以常餐言，几无一人蔬食也”[66] 。一些下层市民如屠户、捕快、小贩之流，一有机会，便聚在酒饭馆内大啃大嚼。在小说家笔下，饕餮大嚼的场面是：“长孳大脔，暖烘烘云蒸霞蔚而至；饕口馋舌，雄纠纠排山倒海而来。腮能裹而唇能收，果然一入鲜出；齿能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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