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土地权益的矿出开采和铁路修建，的确最先是由洋务派官僚一手包办的，前此未见民间商人的独立活动。但是如果算上中国商人依附外国入侵者而进行的活动，则在此以前，也早已开始。(参阅拙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５０８—５０９、４２５页，１９８３年版。)一般地说，中国商人之附股外商企业，又早于中国商人之自办企业，而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仅如此，在洋务派未及插手的部门中，也不乏民间的活动。例如，当洋务派民用企业还没有上马的６０年代末期，在中国古老的农业部门中，民间采用西洋机器进行“垦辟之事”，已经开始有所试探。(《申报》，１８87年３月２７日。)１８６９年，天津就有“中国富贵多人”，购取外国“耕种、簸舂、刈禾等诸般造作，便捷异常”。(《上海新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教会新报》２卷５５号，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当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兴办资本主义农场，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开风气之先。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如果需要判断它的最先发动者，那么，这个主角，也轮不到洋务派官僚的头上。如果这也算一顶桂冠，那么，在洋务派官僚集团形成以前即已在通商口岸崭露头角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他们主要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旧式商人，更谈不上是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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