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回唐山细棉土厂的产权(《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２７—３５页，１９６３年版。)和厘定滦州煤矿的矿界(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第１０１—１２５页，１９５４年版。)中，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是判别他以何者居第一位的关键。他的滦州煤矿，后来虽然沦入开平之手，但启新洋灰公司却得到了发展。和张謇的大生纱厂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取得了同等的地位。
当然，张謇和周学熙的创业，也还不是完全的商办企业。他们虽然不再像盛宣怀那样动辄打出“奉旨”遵办的招牌，但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仍然为他们的企业赢得各种各样的特权。张謇设了大生纱厂以后，商部准许２０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之设立。(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６，第７页，１９３１年版。)１９０４年有一家纱厂想在海门设一分厂，即被张謇指斥为“利令智昏，无理取闹”而加以阻止。(张謇：《张季子九录》，卷６，第７页。)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即取得清政府的特许：“他人不得在邻近仿办此项相类营业”，“发现有洋灰原料产地，启新有优先购买办厂的权利”(《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１９５页，参阅《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１９，第４８—５１页。)，“亦不准另行设立洋灰制造公司。”(《支那经济报告书》，１９１０年，４６号，第４２页。)这种特权，是当时以及后来的纯粹商办企业所不能轻易享受到的。
然而，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是一道樊篱。当时间进入了２０世纪，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发出了产业革命的呼声：“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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