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股要占一半以上，看来很象是官府控制的官商合办企业。可是，官股在大生纱厂里面并没有实际掌权的代理人。张謇虽然有商务局总理身份，但在大生正式开工前夕已经辞职。他虽然在外面经常向官府求援，但在企业内部则始终依靠民间商人经营管理。因此，官股除到期领取‘官利’和分红外，在企业内部别无其它特权，这就使大生纱厂从一开始便具有明显的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性质”，“确定了企业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章开沅：《开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６８页。)
可以看出。张謇和他的向往，较之盛宣怀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他在企业中的身份，已经“商”先于“官”。可以举一个明显的对比：盛宣怀创办通商银行，所有招股事宜、都由他一手筹划。这和张謇之于大生纱厂是相同的。奇怪的是，他做了事，却不愿自己出名。他两次致电王文韶、张之洞，一则曰：银行筹议事务，“拟以八董出名，宣勿与焉。”(《愚斋存稿》卷９９，第２７页。)再则曰：“至八董招股五百万，只说在鄂面议，不提宣奏”。(《愚斋存稿》，卷９０，第１９页，按此电系转述翁同龢的意见，但显然与盛意吻合。)一再不要提自己，这和他要保留他的“官”的第一位身份是有关联的。它和张謇为大生纱厂集资而大声呼号，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和张謇比较，周学熙似乎更接近于盛宣怀。他和盛宣怀一样，在投资工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做官。不像张謇那样弃官办工厂。他和官场的关系，例如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官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更加类似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而不像张謇与张之洞、刘坤一之间的关系。他最初涉足的两大企业——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中，商股大多是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场中人，而不像张謇的大生纱厂那样，是熟悉行情的南通和上海的一群商界人物。为什么说他在企业中的身份是“商”居第一位而“官”反居第二位呢？这主要反映在他对企业的经营上，更有类于张謇。在他最初创办的这两个企业中，滦州煤矿是开平煤矿以外的新创之业，启新洋灰公司是恢复原属开平的细棉土厂的旧业。两者都是为了与落入英国帝国主义手中的开平煤矿相对抗。他为这两个企业的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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