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岳同志以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事实，证明洋务派在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主要形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和评价洋务派的作用，不能加以等同。事实上，商人在入股官督商办企业之前或同时，还附股外国洋行在中国通商口岸的众多企业。这两方面的投资活动，实质上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两大势力之间寻求发展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既要借外国洋行为护符，又要靠洋务官僚为庇护。而官督商办形式最终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说明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相反，为李时岳同志所引证的纯粹商办企业之所以居于劣势，则正说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对民间企业的巨大阻力。官督商办企业虽然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但洋务派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辩证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一面。

四

　　对洋务派的评价，我和李时岳同志有相一致之处，就是必须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能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

　　官督商办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主要形式，既有它的历史必然，又有它的历史局限。商既要借重官的维持，又要摆脱官的约束，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中国资本主义要求发展，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官督商办势必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过程是清晰可辨的。由李鸿章到盛宣怀意味着变化的开始。

　　在盛宣怀以前，李鸿章也好，张之洞也好，他们在其所领导的企业中，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