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出现的。具体主持这些企业业务的人，如轮船招商局的徐润、唐廷枢，汉阳铁厂的蔡锡勇等等，都是他们的行政下级。他们并不直接主持企业的具体业务，但是他们对企业的变动、更张，通过行政手段，却掌握了最高的权力。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北洋大臣身份的遥领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张之洞的表现，可以说更加明显。他办织布厂，厂子跟着他的任上转。他任两广总督，厂子就设在广州；他调任湖广总督，厂子也跟着迁移到武昌。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继织布局之后，又设纺织官局。最初是官商合办，后来改归官办，最后又改为招商租办，都是他说了算。显然，李鸿章、张之洞手中的一系列企业，不管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主要是为了官，至少首先是为了官。正如张之洞所说：“招商”是为了“助官”。(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５，第１９—２０页，参阅孙毓棠，上引书，第９４２页。)谁要是说招商以后，官“无干涉把持之权”，则“深为骇异”。(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９５，第２３—２５页。参阅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１０４８页，１９６３年版。)
和李鸿章、张之洞比较，盛宣怀有一个突出不同之处，就是他心目中的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官的经济实体。尽管这个“独立”，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之独立于官，而是为了他自己更顺手地参与其中，更有利于他自己对企业的控制。但无论如何，从办企业这一点看，他的思想境界，比李鸿章、张之洞前进了一步。由盛宣怀一手筹备、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就是一个例子。在１８９６年请设银行的奏折中，他说：“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盛宣怀：《愚斋存稿》卷１，第１４页，１９３９年版。)他不赞成“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不赞成把银行当作“户部之外府”，当然并不表明他赞成真正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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