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他不赞成的，是李鸿章、张之洞那一类官僚单纯在*上的遥控，而要换上像他这种类型的官僚在经济上的参与。官的控制还是要的，但不单是行政上的“干涉把持”，而更多的是经济上的董理掌握。因此，如果说李鸿章、张之洞之于他们的企业，只有官的一重身份，那么，盛宣怀在他的企业面前，就有官与商的两重身份。尽管他是以官、商两重身份来加强自己在企业中的权力，达到更加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目的，但是，从中国现代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这个角度看，企业的领导权由李鸿章、张之洞一代过渡到盛宣怀一代，即由纯粹的官僚手中过渡到官商一体的人物手中，这是一个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当然，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也好，在他主持的其他一系列的企业中也好，如果说他具有“官”与“商”的两重身份，那么，“官”的身份，仍然是第一位的。当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他就说：“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然而笔锋一转，下文却是：“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盛宣怀：《愚斋存稿》卷１，第１４页，１９３９年版。)总董并非股东选举，而由大臣遴选；大臣又非由总董中产生，而由皇上简派，而这个皇上简派的大臣，又显然非他莫属。这就表明，在中国通商银行中，“官”仍然是盛宣怀的第一位身份。通商银行距完全商办的企业，当然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然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企业中，进一步的变化终究是要发生的。变化的第一步，是“商”的身份由第二位向第一位的转变。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两个，一个是南方的张謇，一个是北方的周学熙。
关于张謇在企业中的身份和他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的性质，在新近出版的一部张謇的传记中，有很恰当的评述。对于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张謇在企业中的身份，传记中写道：“作为最高当权者（总理）的张謇，严格说起来，最初还不算名符其实的资本家，而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的过渡性人物——开明士绅”。“他的初期身份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作为商务局总理，他分明是官府的代表。可是作为大生纱厂的厂主，他在实际上却更多地也是更自觉地代表着商股的利益。”(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６８页，１９８６年版。)对于大生纱厂，传记中写道：“大生纱厂早期的资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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