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可以加以利用的戏剧性成分。有关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传教士被杀害的报道，不仅是轰动的大新闻，而且使人联想到殖民地世界发生的其他针对白人的暴行。此外，在京津之间的电报线于7月被切断后，与北京使馆的联系暂时中断。由于几百名在华传教士和使馆人员的命运不能确定，人们对“野蛮东方”的猜测和想像，使解救使馆的远征具有了某种史诗般的色彩。
来自华北的“新闻”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媒体环境。自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那一刻起，新闻记者就开始了工作。他们关于战争情况的报道，包括对抢劫活动和联军士兵凶残行为的生动描画，不但发表在他们各自的报纸上，而且还被通商口岸的报纸和欧洲北美的评论杂志所转载。此外，1860年以来的某些报道再次发表，并迅速地对这两次战争进行了对比（注：S.P. Read, Russia in north China, Independent 53(1901),pp.486-489.）。这些报道并没有多少负面的夸张，但仍然能使读者感觉到劫掠活动的广度、范围以及暴力的规模。
除了报道面的扩展，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报纸杂志邀请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来报告和评论事态的发展。例如，明恩溥就曾担任过《展望》杂志在中国的“特派员”。《展望》是当时一家代表民意的杂志，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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