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6页。]要严拿的显然只是极少数“游勇会匪”，而对于绝大多数义和团仍然不过是加以“解散”。此后的上谕都无一例外地重申：“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3页。]就是说，清廷在强调其政策的“剿”的一面时，总是加以种种限制的。
更有意味的是，义和团杀死杨福同后，清政府不但没有下令追查，反而发布上谕说：“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致闾里骚然，良民不能安堵”。命令“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倘或任意株连，借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7页。]6月3日即裕禄提出“三路兜剿”计划的第二天，清廷因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命令荣禄和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严行申诫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6页。]同日又谕荣禄：“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义和团》，（四），第15页。]这些上谕实际上起到了保护义和团的作用。因而，说清政府对义和团也实行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是一点儿也不过份的。
总之，张汝梅、毓贤、裕禄及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都对义和团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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