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声称：“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并“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页。]大有一旦阴谋破败，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之慨。
对外政策的“战”与“和”，与对内政策的“剿”与“抚”是密切相关的。时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不可能在对外主“战”的同时，再对内主“剿”，使自己背腹受敌。对外主“战”则必然要对内主“抚”，以求有一个安定的后方，甚或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对内主“剿”则一定要对外主“和”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或谋求列强的援助。此时，慈禧等既然有了必要时不惜与帝国主义一战的想法，当然就不会再进一步激化国内的阶级矛盾了。恰好毓贤、载漪、刚毅等又提出了利用义和拳以抗洋人的主张，于是慈禧很快确定了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基本政策。我们可以说，这一政策正是建立在清朝顽固派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之上的。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各国公使日益频繁地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帝国主义毫不顾及其奴才的情绪，一味蛮横地强迫其让步，结果只能加重慈禧等人心中的疑惧，增强其抵触情绪。尽管慈禧不愿在双方关系尚未破裂时过早地暴露她的真实思想，同时亦不愿义和团扰乱她的统治秩序，因而颁布了一些语气严厉的上谕，但她既未放松对帝国主义的戒备，也未改变对于义和团的政策。当时曾“有某太监谓诸大臣曰：连日上谕都是敷衍洋人的，团匪如何能办”。[《庚子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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