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估价农民的觉悟程度时，沙健孙说：如果历史上的“农民能够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把封建当着一种制度来反对……那么，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就不会是绝对必要的了……这种观点才是真正错误的和有害的。”[27]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显然是别有深意的。这种深意就是孙祚民在1960年所说的：“歌颂了农民的自发斗争，在客观上给‘农民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谬论制造了理论根据。”[28]我们在和农民结成联盟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时刻划清和农民意识的界限，“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农民必须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改造。越是如实地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指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弱点与局限，就越是说明了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性。这就是历史主义学派要得出的“结论”。一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评价孙祚民的农民战争史观点时说：“这个理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阐明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局限性，强调无产阶级和*党领导的重要性，体现了对现行体制积极拥护的鲜明*色彩。”[29]相反，美化和拔高历史上的农民，不但不合历史实际，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农民本来就很先进。这只会鼓励农民的自发性，从而导致农民意识的泛滥。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承认，60年代前期的历史主义学派，是一个有着卓越理论贡献的集体，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尽管他们一再被排斥、打击、压制和埋没。

如果说60年代前期的历史主义学派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败中看到了农民意识的危害的话，那么，70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中，更进一步清楚地看到了平均主义和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从而形成了他们对农民战争的突破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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