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平在1980年谈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失败时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的教训讲得少了一点，那是不利于教育人民的。”他认为，“对农民的历史作用的科学估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用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去领导农民呢，还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自由泛滥呢？仍然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30]这些就是他否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农民革命领袖”这些提法的现实动机。
在论及历史上平均主义的功过时，董楚平说：“革命导师经常批判平均主义的反动性，为什么它还会在我国史学界大走红运，被捧为评价农民战争的最高标准？”他认为，“主要的根本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他说：“二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常受到平均主义的干扰破坏。一九五八年的‘*风’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文化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潮，各个领域平均主义泛滥成灾，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社会上的平均主义思潮，必然要反映到史学领域里来。我们对历史上的平均主义的片面激赏，就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四害横行期间达到顶点。”[31]
60年代前期的历史主义学派在批判农民意识时还主要侧重于学理性探讨，看得出来，70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则是抱着明确的、自觉的现实目的去进行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一些文章比前一时期有更强烈、更鲜明的现实感。
新时期的历史学是在反封建的社会思潮高亢行进中展开的。由于建国后的封建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反封建的社会思潮很快转向对农业社会主义——农民的自发思想——的全面清算，对农民和农民战争的重新认识又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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