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899〕，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页）。）。与此相对应，鲁南教区的西洋传教士为32名，鲁北、鲁东教区分别为13、12名。据研究，在19世纪末的曹州府，每乡就有3—4个教堂，而在单县东南乡李集一带，20里方圆内有7—8个教堂。（注：路遥：《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5页。）
鲁南教区的扩大离不开德国政府的支持。如前所述，山东的传教活动原属意大利方济各会的管辖范围，但由于当时法国掌握了所有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教权，因此，这一地区也属于法国的影响范围。安治泰在传教活动中对法国的保教权不满，遂以鲁南教区的独立为契机，联合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 试图打破法国独占保教权的局面。1890年，德国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可以将本国传教士的保护证明书交给本国领事馆的权利。这样，当德国人在传教过程中发生问题时，德国政府即可以保护之名直接介入。（注：1897年在曹州府巨野县发生德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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