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白莲教号召“起事避劫”，是指用暴力反抗封建压迫；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深入，某些地区的宗教结社在继续反抗封建统治的同时，也和侵略者发生了矛盾。这样，民间的劫变观念中也逐渐被注入了反映民族灾难和抗击侵略的新内容。大略考察一下这种观念在内含上的某些变化，将有助于认识义和团的思想渊源。

　　例如，在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强人省城的浩大斗争中，南海县黄竹岐的村民和侵略者发生冲突，将前来挑衅的几名英国士兵击毙。当地的青莲教“于夷民互斗之时”乘机活动，“捏称劫数已到，即有戈兵之灾”，欲图“煽惑滋扰”(《录副档》，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两广总督徐广缙折。)。在这里，劫的观念已经不仅是封建末世的弊病写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朦胧和直观地反映了民族灾难。

　　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由于基督教侵略势力逐渐深入内地，激起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群众反教会斗争，一些民间教门和会党陆续参加到斗争中来。有些外国学者认为，白莲教由于受到官府的压迫及其教义和基督教有某些相近，因此白莲教的徒众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福音”；只有那些参加基督教后又被驱逐的原白莲教的“坏分子”，或者是已和教门脱离了关系的外围武场才和基督教对立。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诚然，可以举出不少民间教门及其教徒为了逃避官府索捕而投靠有特权的基督教的例子，但是，中国的民间宗教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它们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基督教一面“慈善”地从官府的法网下挽救了一些秘密宗教的成员，一面又作为侵略势力凶狠地破坏着旧式农村的社会结构，这就必然受到更多的作为农民互助和自卫团体的宗教结社的对抗(例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这类出自教会的书籍就讲到，一些“邪教”的成员改信了天主，他们立即被当地人民和原来教门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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