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暴发后，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同对待以往的农民起义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对于象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封建地主阶级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目之为“匪”，大家都主张严厉地镇压。现在，对于义和团，从这个组织的性质到对待它的方针，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立即表现为政见的争论。并且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以至京师大学堂的季考，亦“以义和团剿抚议命题”（《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跋。《中和》月刊二卷一期。）。有意思的是，莘莘学子做出来的文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正是社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意见错杂的一个缩影。

　　这种意见分歧，最后不能不反映到封建*机构的统治中枢里。有一个材料这样说：

　　“在廷臣工，议及此事，意见各殊。有谓拳民为义民者，有谓拳民为叛民者。由前之说，意在敷衍了事；由后之说，意在剿捕严惩”（《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檀玑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1页。）。

　　以后的事态发展，是大家都知道的：不但中央和地方的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各执己见，而且朝廷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包括前面提到的袁昶在内的五位大臣，竟因此而丢掉了脑袋。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诛戮大臣，造成流血事件，在有清一代虽不乏先例，但毕竟是非比寻常的事。

　　那末，如此广泛而又尖锐的争论，主要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

　　从上面的材料已经约略可以看出，争论的基本点，就是义和团是“义民”还是“邪教”（或曰“乱民”、“叛民”）。双方的言论和主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点而展开的。具体地说，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义和团“灭洋仇教”，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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