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广泛争论，必然要对清朝中央政权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为清廷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在逃亡途中，曾经详细叙述她对于义和团所采取的方针的前后经过（这段话见于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义和团》第三册，第436—438页）。由于这段话篇幅较长，又是常被人们所引用的，故此处从略了。）。这段话，虽不无辩解和虚饰的成分，但大体反映了她在义和团运动中左右支绌、前后矛盾和表里不一的处境、心情和手法。如果我们联系慈禧的这个自白，再认真地看一看当时清政府处理义和团问题的上谕、□批之类的正式文件，那就会发现，这些文件颇有点儿特别之处。首先，文件的用语常常是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旧历，下同）的一个上谕说：“拳民聚众滋事，万无宽纵酿祸之理”，紧接着则又说，惟“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义和团》第四册，第9页。）。涞水事件后，裕禄向清廷报告了情况，并提出要“添调营队”“予以惩罚”的主张。两天以后得旨，对裕禄的请示完全避而不答，只是说：“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该督务当严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是为至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6页。）。这样的指示，往往弄得地方官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执行是好。其次，是方针的变化多端，反复无常。正如当时有人评论的：“朝廷办义和拳诏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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