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文章和著作，一般的都把清政府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说成是“一开始”就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屠杀，也就是自始就采取“剿”的方针。只是由于义和团的力量愈来愈强大，清政府剿不胜剿，才不得已“改剿为抚”。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恰恰相反，在第一阶段，清廷在责令各地方官对义和团“防范查禁”的同时，曾三番五次地禁止对团民随意“剿击”。限制和禁止，这当然也是一种镇压，但只是一种有限度的镇压，它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即“剿”的方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从有关上谕来看，清廷在第一阶段中对于义和团的方针，大致包括在以下三句话中间：是“调和民教”；二是遇有拳教斗争，要“持平办理”；三是力争“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这是义和团刚刚起来时，清朝政府力图以拳教双方的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在拳民和教民之间搞平衡，避免事态扩大所采取的方针。但是，义和团很快地发展起来，拳会到处组织，并纷纷展开了斗争，于是，清政府提出了“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的原则，就是一方面承认立会练拳的合法性，一方面则限制义和团的斗争，如果超越了封建统治秩序所许可的范围，就加以“匪”的罪名进行适当惩办。然而，事情并不按照封建统治者的愿望发展，义和团不仅没有能限制得住，其斗争规模反而越来越扩大了。清朝政府只得下了禁止练拳设厂的命令，对于参加义和团的人，方针是“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就是惩办个别为首的领导人物，而对其余的人则勒令解散。

　　对于清廷的这样一种方针，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坚决反对义和团的人是很不满意的，他们纷纷批评这种方针是“剿抚不定”，“剿抚无定见”，“既不剿，又不抚，依违持两可”。直隶安平知县何子宽批评朝廷“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方针时说：“查义和拳设厂，凡属入伙演习者，皆系甘心乐从，并非由于逼胁。而首要以伙从为羽翼，若不翦其羽翼，何能得其首要？”“窃拟欲拿首要，必须用兵，合力兜捕，先不问其为首为从，但能畏罪逃避，即毋庸穷追；倘敢在场拒捕，概予格杀勿论。如是，首要易于就擒，从犯亦不解而自解”（何子宽：《义和拳民陈锅元等讯供保释案》，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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