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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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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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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爱国的、进步的；凡是反对并主张镇压义和团的，都是卖国的、反动的。当然也不能反过来，如解放前大多数论述和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那样，认为支持义和团的一律都是昏昧顽固之徒，而反对义和团的则统统都是明达有识之士。历史的真实要比这个远远复杂得多。我们可以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直隶布政使，后来曾一度署理直隶总督的觉罗廷雍，是著名“赞助”义和团的地方大吏，可是当帝国主义侵略军兵临保定时，他亲自率领僚属开城门欢迎，接着又卑贱地跪在侵略军面前乞求宽恕他过去“信团”的“罪过”，最后终于可耻地俯首就戮。另一个直隶提督聂士成，是坚决镇压义和团的，但当帝国主义军队侵入天津一带时，聂士成英勇地率军转战，最后悲壮地死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上。这两个人，谁是爱国者？显然不能仅仅根据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来判定，尽管义和团运动本身具有明确无误的爱国性质。事实上，在表示支持义和团的封建官僚和士绅中间，很多人固然是发自爱国忧时之心，但也确实有些人，象载漪、刚毅之流，“非真为土地日削，权力日失，发动公愤之心，起而与之一抗也；欲一挫强敌，免为挟制干预，得成其大欲耳”（《义和团》第四册，第208页。）。也有象王培佑那样因此而钻营到顺天府尹官位的“贪利无耻希荣干进者流”（《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中 和》月刊二卷一期。）；还有象赵舒翘、裕禄等因“功名念重”、“慑于端、刚之言”而见风使舵的人物。同样，在反对义和团的人们中，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中，与帝国主义有着更多一些的联系和勾结，如一个材料所说的：“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借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堂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直与洋人相依为命者”（《御史徐道□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页。）。但确也有一些人，比较冷静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斗争形势，他们之反对义和团只是出于认为义和团的斗争方式并不足以挽救民族的危亡，反而可能会给国家招来大祸，其中有的如许景澄、袁昶等，为了这种*信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许景澄、袁昶的几个著名奏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可能被杀，是有思想准备的。参阅《义和团》第四册，《袁昶奏稿》。），对他们显然也不能加以简单地否定。如果超出封建地主阶级这个范围，那末，问题就更明显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也都是反对义和团的。尽管他们由于阶级的局限，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在不少方面存在着错误的认识，但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或抹煞他们的革命性或历史进步性。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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