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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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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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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同一个时期，对于同一件事物，同一阶级的人们之间会产生如此根本对立的不同看法？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群众的反帝武装斗争抱有同情、支持甚至赞助的态度？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当时社会矛盾的特殊复杂性。长期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威胁日益严重。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面所说的一切，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历史现象。当时的一份报纸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状况，说：“夫中国外交之起，出于不得已而成互市，其间丧师辱国，赔款割地，盖几乎无约不损，无战不败。故其时通国臣民上下，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报怨，以下令逐客为最快人意，以闭关绝市为复见太平。其处势应变，虽曰非宜，其抗志负气，殆非无取。”（《中外日报》，1900年6月9日文章：《论近日致祸之由》，见《义和团》第四册，第182页。）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状况，造成了社会舆论上对义和团的巨大同情。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一些著作中曾流行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由载漪、刚毅等“二三愚妄大臣”为了实行皇位的废立而一手煽动起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对于义和团的不同态度，只不过是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完全是把事实真相颠倒了。不错，载漪、刚毅等出于自己一派小集团的*私利，别有用心地对义和团表示支持，加以利用；他们的“支持”和利用对于义和团的活动确实也起了相当的影响。不估计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对的。但夸大这一点，把它看作是全部事情的出发点和关键，却是更加错误的。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广泛存在的那一场争论，载漪、刚毅等就没有施展他们欺骗、利用伎俩的客观基础；即使想搞欺骗，也将很难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不是载漪、刚毅等制造了这一场争论，而是这一场争论所造成的*形势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活动条件。
还应该说明一点，就是不能简单地以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判断当时某个*派别和*人物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不能认为，凡是支持义和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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