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张之洞、刘坤一等在力主“速剿”义和团致总署的电文中说：“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义和团》第二册第329页。）这段话很清楚。在他们看来，“扶清”就应该“助朝廷”，但义和团竟然“抗旨”，可见并不真助朝廷，这就是他们认为义和团该杀的一个理由。

　　有一个叫做杨典诰的人，在他用日记体裁写的《庚子大事记》里，曾发过这样的议论：“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即悬‘扶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庚子记事》第79页。）看来，这个人也是把“扶清”解作扶持朝廷的，既如此，当然不能“与国家为难”，否则，便是“乱民”，非“痛剿”不可了。

　　综合这些议论，使我们看出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义和团运动正在激烈进行的过程中，一些反对和敌视这场伟大反帝斗争的人，为了责难革命群众的所谓“不法”行为，或者要求义和团接受封建势力的“约束”，才突出强调“扶清”应该是扶持朝廷这个意思。当然，“清”字字义的合混，便利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扶清灭洋”口号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但对于义和团本身来说，至少在运动前期，是很少把这样的意思包涵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之中的。

　　“扶清”的两重含义，在当时基本上是各说各的，不同的*派别各自强调符合自己要求的内容。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一份历史文件曾经把这两种解释同时列举，并加以分析，这就是著名的袁昶、许景澄于1900年7月23日所上的《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奏疏中这样说：

　　“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义和团》第四册第165页。）

　　我们暂且不管这份奏疏的真实性究竟如何，至少，从这个文稿的作者看来，所谓“扶清”，如果是出于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感恩戴德，愿意为朝廷“效力驰驱”，那是可以的；如果不是指扶持朝廷而是指对国家能“扶危而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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