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转。但是，这根指挥棒也出现了失灵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吏，并不完全听从指挥，而是我行我素，各自为政，过去神圣的诏书（上谕）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约束力。“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毛，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特别是一些省份，对义和团的政策，常常是视该省督抚的态度不同而不同。如山东、山西两省，山东巡抚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是竭力主张剿灭义和团的，所以在他那里，不管朝廷的上谕怎么说，他总是抱定宗旨，一意镇压。在他的疯狂镇压下，山东义和团受到很大损失。山西巡抚毓贤是“信团”的，毓贤的“信团”，主要是出于顽固派的仇外心理。他在朝廷还口口声声称义和团是“匪”时，就数次亲自迎接义和团的首领到抚署，待如上宾。他竭力煽动排外、仇外思想，用封建思想去腐蚀毒害义和团。据统计，毓贤在晋抚任内杀死各国传教士及其家属共一百五十名，其中有的是年仅数岁的小孩，甚至有“未满岁”的婴儿在内。这种笼统排外行动，毓贤要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们要充分估计那些“支持”义和团的封建统治者给予义和团的消极影响。
这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状况，给予义和团的斗争带来多大的困难和损害，我们可以从贵州提督梅东益在清廷明令称赞义和团为“义民”时悍然发动的“沧州事件”中，得到一点具体的了解。管鹤《拳匪闻见录》记载，在沧州义和团无任何防备的情况下，梅东益“遂传令杀匪，令铺民□门自守，无纳匪。悉闭各城门，饬马队任城外堵剿，步队任城内搜击。匪党遂如瓮中之鳖，无可遁逃。唯十二三龄以下者，赦之。无何，红巾红带，弃置满地。……于是坠城死甚多。统计此次，实毙三千人之谱，梅公祗以千余上告……且所报千余人，仍以假团为说，以不违政府宗旨故也。自是沧州左近，一律肃清。”（《义和团》第一册第483页。）
这次事件，从义和团方面说，完全处于无任何防备的状况，因为此时按朝廷的政策，义和团是公开合法的；从清军方面说，则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次卑鄙阴险的突然袭击。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仅有这一次。
讲到政策的不统一，还应该提一下“东南互保”的问题。正当清朝中央政府公开“宣战”的时候，东南几个省份，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及住在上海的铁路督办盛宣怀等为首，纠集其它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了一个《东南保护约款》，共九条，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土产业均归南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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