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
稍停，又续言曰：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第86～89页。）
慈禧太后毕竟是一个有着丰富统治经验的老奸巨滑的家伙，她运用种种狡猾的手段，制订了对付义和团运动的极其阴险毒辣的反革命策略，躲过了这一场巨大的风暴，保住了她的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
正是因为有上述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对待义和团的政策，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变化不定，反复无常，缺乏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当义和团刚开始出现时，清政府的“上谕”一直强调应“防范查禁”，也就是采取限制和禁止的方针。“防范查禁”的办法，首先是“调和民教”，遇有拳教斗争，要“持平办理”，力争“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也就是清政府力图以拳教双方的调停人面目出现，在拳民和教民之间搞平衡，避免事态扩大。但是，义和团很快发展起来，拳会到处组织，并纷纷展开了斗争。于是，清政府提出了“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的原则，就是一方面承认了立会练拳的合法性，一方面则限制义和团的斗争，如果超越了封建统治秩序所许可的范围，就加以“匪”的罪名进行惩办。然而，事情并不按照封建统治者的意愿发展，义和团不仅没有能限制得住，其斗争规模反而越来越大了。清朝政府只得下了禁止练拳设厂的命令，对于参加义和团的人，方针是“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就是惩办为首的领导人物，而对其余的人则勒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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