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的足迹遍及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宁夏、甘肃、青海、四川及西藏，进行地质、地理、气候、民族、历史等多学科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的与实物的资料，成了汉学家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

1876年-1879年，波兹德涅耶在外蒙古库伦学蒙古语三年，回国时，带回手抄本和印刷的蒙文文献157部，972册。1892年-1893年，他第二次来中国华北、内外蒙古考察，带走汉、满、蒙文手抄本、刊印本138部，727册。[23]

普尔热瓦尔斯基4次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考察，行程3万多公里，获得了大量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人种学的观测资料，带回了702张哺乳动物兽皮和骨科标本，1200个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标本，75种643条新鱼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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