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则泛指光武抵达河北前已活跃于该地，后又相继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6人，《后汉书》有传。另如耿况、彭宠、景丹、吴汉、耿诸人，籍贯虽不在河北，但由于长期滞留此地，大多已供职郡县，乡土意识逐渐淡漠，在政治上与河北人士趋于认同。冯翊栎阳人景丹，王莽时拜朔调（即上谷）连率副贰，降于更始后复为上谷长史，及附光武，光武遂称之为“北州大将”，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所周知，光武“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奠定其建国的基础。而北人特别是上谷、渔阳诸将，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战役中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所以他们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有突出的优势。万斯同所列三公、诸大将军，为当时最高官阶，其中北人5名，南人仅3名；而且，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荐的大司马人选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别提及景丹“北州大将”的身分，似乎仅凭这一点，理所当然应该入选。景丹作为上谷长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获“大将”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种舆论，即北州诸将在选官时是普遍要优先的。

光武放弃初衷，改任吴汉为大司马，是被迫向群臣论功授官的要求作出让步。但《北堂书钞》卷五二引应劭《汉官仪》，录明帝甲辰策书云：“高密侯邓禹，元功之首。”邓禹以“元功之首”任大司徒，位次反在大司马吴汉之下。《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光武受更始使，抚河北，“未有帝王之志也。”邓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可知邓禹称“无功之首”，功在定策，不在军功。另据高似孙《史略》引《东观汉记》曰：“天下既定，将帅论功，吴公（即吴汉）为大。”建武时期群臣中军功最盛者，当属北人吴汉。邓禹初封侯，胡三省曰：“盖以禹功比萧何，故封之。”是有道理的。然邓禹、吴汉终依军功高下排定位次，又与萧何军功低于曹参而位次列在第一的故事迥然不同。

建武初，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如上所述，北人军功超过了南人，但光武选择的第一位三公却是南人。《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所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东汉最高统治层。光武扶持亲信的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其意图显而易见。

光武力求维持南北功臣权力的平衡，这种意图在其分封活动中亦有所体现。《太平御览》卷二○○引《东观汉记》云：“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又《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条：“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建武年间大规模的分封，载入史籍的仅有建武二年正月、十三年四月两次，上引《东观汉记》所录应是建武二年的那一次，故受封人数大大少于建武十三年。

“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被史臣特意提示，可见其地位高于“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他们疑即诸史所谓“建武元功”。这28人是否即为明帝图画于南宫云台的28位“前世功臣”，尚难确认。不过，“云台二十八将”皆从光武征战河北，也都是东汉开国元勋，况且，“云台二十八将”同样以邓禹为首，数量又与“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相等，这些皆非巧合。二者可能就是一回事，至少“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多数人，已在“邓禹等二十八人”之内。“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南人16名，北人12名，双方大体上平分秋色。建武二年分封时的形势，可信是与此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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