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议论中也有体现。如《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光武在渔阳郡将彭宠叛乱平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寇恂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氏为相。比照前引建武元年光武更换大司马一事，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又据《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载：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尚不清楚。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史家已多有论列。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该月条：“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按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同书《贾复传》揭示了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官。”“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云：“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建武十三年以前东汉功臣拜将军官者，并非“事讫皆罢”。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官。尽管我们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明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二、“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史载甚明，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新臣”与“旧臣”如何界定。前引《窦融传》中一段话，即“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于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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