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功臣任职虽限定为武官，他们在社会上的尊显地位却未见动摇。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邓禹免官后不久即被重新起用：王梁任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建武三年迁前将军，邓禹同年拜右将军。他们尽管未能恢复原职，但新任军职的位次仍然不低。而原已出任武官的功臣，如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职位均无变动；执金吾贾复改任左将军，亦属平迁；强弩将军陈俊加大将军，行大将军事岑彭拜征南大将军，杂号将军冯异迁征西大将军，偏将军祭遵迁征虏将军，护军都尉马成迁扬武将军，骑都尉臧宫、王霸、刘隆、马武迁辅威、讨虏、诛虏、捕虏诸色将军，则皆在晋升之列。

更重要的是，东汉初期封爵主要以军功为依据。建武二年的一次分封，“封功臣皆为列侯”，事见上引《后汉书·光武帝纪》。此后，功臣们长期担任武职，仍在不断积累军功，并且凭借军功保留其爵邑。虽有个别功臣以过失遭贬，但就整体而言，功臣的社会地位无疑是高于文吏的。光武使文吏功臣分流、文官武官分途的变革，最终能够顺利推进，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建武年间文官、武官分途，而武官地位一度高居文官之上，于当时朝仪中亦有所体现。上引《史记·叔孙通传》：高帝的岁首大朝，武官东向，文官西向。汉代尚右，东向为尊，说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三“尚右”，及卷三五“进见东向”条。东汉朝会时百官如何排列，未见文献记载，然据《后汉书·邓禹传》云：“显宗即位，以禹光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按明帝特意用“进见东向”以示对邓禹的“尊宠”，说明按照惯例太傅进见时并非东向。进而对比西汉初年朝岁“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之旧仪，我怀疑光武时朝班次序乃是仿效前代：太傅为首的中央文官（太傅缺省时则以司徒为首），依旧“陈东方，西向”。也即是说，以功臣为主体的武官序列，朝会时处在比文官更为尊贵的位置。

建武十二年（36年），东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功臣与文吏在政权结构中的原有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动。两汉之际连绵不绝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功臣们丧失了赖以发挥其关键作用的军事舞台。光武因势利导，“退功臣而进文吏”。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改革将军制度，剥夺多数功臣的武官身分。一般说，建武前期功臣拜将军者，不论其是否真正参与军事活动，均可长期带职领兵，如《贾复传》所谓“拥众京师”。建武十三年贾复、邓禹及耿免去将军官后，陆续又有许多功臣被削除军职。《续汉书·百官志》“将军”条称“事讫皆罢”，严格地讲，应是建武后期施行的一项新制。

功臣罢官后，多以列侯奉朝请，或加位特进。尽管他们社会地位仍然很高，但是参预国政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了。《后汉书·贾复传》载建武后期事云：“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及胶东侯贾复外，其他众多功臣的议政权业已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吴汉。如前所述，北人吴汉是建武朝头号功臣，他所担任的大司马一职又是当时最高武职。与耿诸将不同，吴汉在全国统一后并未被免官，直到建武二十年（44年）死于大司马任上。但据《艺文类聚》卷四七后汉杜笃《大司马吴汉诔》云：“勋业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祝总斌先生谓其中“功成即退”一句确有所指，认为吴汉最晚在建武十八年（42年）已经隐退。由此可见，即使像吴汉这样功勋卓著的人物，也不免要被排挤出东汉权力中枢。至于其他少数继续充任武职的功臣，更是无由介入国家军政大事了。如《北堂书钞》卷五四注引《汉官仪》曰：“执金吾……中兴以来，但专徼循，不预国政。”武官专掌兵事而“不预国政”，其政治地位的下降是显见的。

综合上述，建武十三年以后，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主要表现为退武官而进文官。到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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