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55年），相继出任大司徒（二十七年改司徒）的共有7人，除韩歆“以征伐有功”外，其余6人都是文吏。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据有的大司空一职，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于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见于记载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当时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令人困惑的是，功臣们对此似乎毫无反应，至少诸史中均未发现他们抵制重用文吏的迹象。这与建武元年功臣群起反对光武以孙咸行大司马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文引述的《后汉书》朱祜等传末有关东汉初年吏治的一番评论，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数语，概括光武时处置功臣的方略，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上述疑点的线索。使“元功”（功臣）”与“吏职（文吏）”分流，的确是光武在政治上的重大决策，不过，光武此举得以奏效，又是和其时文官、武官分途的制度紧密相关的。

文武分途始于何时，迄今难于断言。《尉缭子·原官》：“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实际状况，也是现存最早的记录。在秦代官制以及大体承袭秦制的西汉官制中，可由中央、地方各级官吏有明确规定的职掌，判别其为文官或武官。故近来又有学者将秦汉官僚体制，划分为文武两个系统。

西汉文官、武官分途与否，尽管史家众说纷纭，但至少从当时的朝仪看，文官、武官是有所区别的。《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通为高祖建朝岁之礼，“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西向”的“丞相以下”诸官若为“文官”，则“东向”的“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应是“武官”。

文官、武官的区别，东汉时依然存在。《续汉书·祭祀志中》：永平中，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立春祭青帝，“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太平御览》卷二○节录此条，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又《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御览》及《续汉志》分别引述的两条《汉官名秩》，记叙的则为同一件事，即立秋斩牲之礼。按照应劭的说法，司徒、司空、九卿属于“文官”，太尉、将军、执金吾及诸校尉属于“武官”。其中列于文官之首的司徒，正是由西汉初列于文官之首的丞相所改，可见两汉文官、武官的划定实有相承之处。

但建武初年官制又有一个特点，即其文武官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例如大司徒、大司空均系文官，然而邓禹在担任大司徒的近3年间，始终在关西前线主持军事；王梁则在建武二年，以大司空身分与吴汉等共击檀乡。又如邳彤在光武定都洛阳后所任太常、少府，也是文官，可本传却说他“常从征伐”。进一步分析又会发现，上述3人邓禹、王梁、邳彤都是功臣。因为东汉建国时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功臣势力相当强大，所以光武在军事上只能继续依靠以武力见长的功臣，同时也只能听任功臣垄断包括公卿在内的高级文武官职。于是就如我们所见：多数功臣担任了从大司马、大将军、将军、执金吾，到偏将军、都尉的各类武官，少数功臣则挂名为文职而实掌武事。

东汉统一战争过程中，功臣在军队中的作用，是文吏所难于替代的，功臣因此就可以稳固地把持军职。鉴于这样一种形势，光武为了有效地行使权力，当时所采用的办法，是把文吏、功臣分别纳入文官、武官两套体系，首先实现对文吏所担负的文官系统的绝对控制。自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邓禹相继免官起，公卿中的文官职务纷纷落入文吏之手。以至于数年之后朝野间舆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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