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时期的仕履，《后汉书》等史籍记载：邳彤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为和成，卒正职如太守），耿况为朔调连率（莽改上谷为朔调，太守为连率），马援为新成大尹（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李忠为新博属长（莽改信都为新博，都尉为属长），岑彭守棘阳长，景丹为固德相，迁朔调连率副贰，寇恂、盖延、陈俊、坚镡、冯异、王梁为郡吏，贾复、马成为县吏，耿纯为纳言士（莽以尚书为纳言，下置士）。可信他们又与卓茂、伏湛之辈，有着类似的行政能力和经验。

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后汉书》卷二二朱祜等传后论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颇有深意。范晔这样说道：“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暴露出光武与功臣关系中十分微妙的一面。上文所举王梁“前后违命”，光武却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违废旧典”的事例。至于“亏丧恩旧”，又有彭宠之乱为证。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曰：“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彭宠为渔阳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袁宏《后汉纪》卷四：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光武不许，吴汉等“亦不敢报书”。彭宠自疑，“遂发兵反，攻朱浮”。

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缘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而事实上光武仅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就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此事见于洛阳出土的《马姜墓志》，马姜嫁与贾武仲，武仲系贾复第五子，马姜为马援女，明帝马皇后之姊。马援卒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姜此前当已聘入贾家。贾复、马援各为旧臣、新臣的代表人物，尽管旧臣耿兄弟对马援颇有微词，可是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作出透辟的阐释。

光武“退功臣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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