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我认为，光武此举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其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往往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后汉书·窦融传》说他“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双方是为各自的利益加快结合，如果仅强调君臣之际意气相投的一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面对外戚干政严设防范。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酝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卷三二《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我想，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东观史臣议论东汉外戚问题，拘泥于“后族阴、郭之家”，而对窦融、梁松之辈避而不谈，甚至忽略了光武曾准备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的重要事实。纵观东汉时代的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三、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是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可知此外所谓“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人。这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的场合，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确实普遍具备儒学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光禄勋伏黯、刘昆、席广、大鸿胪洼丹、大司农高诩、少府丁恭、司隶校尉鲍永诸人，西汉之际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颇具儒者气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引述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祭遵、李忠、朱祜、郭凉、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十余位功臣事迹，证实“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史家所熟知的。据此可知，建武时期在朝的“文吏”与下野的“功臣”，学术素养本来是相近的，虽说后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经学方面那样久负盛名。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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