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身边过了两三个月，我身体慢慢地好了一点，但还是老生病，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一个懂中医的老乡家里，我还记得大家都叫那个老乡“付胖子”，我就叫他胖子叔叔。胖子叔叔很耐心地哄我吃很苦很苦的药，还教我认爸爸妈妈的名字。胖子叔叔有时候会带我到爸爸的指挥部去，把我抱到那个门口一松手，我就踮着小脚丫往里跑，父亲不管有多忙，一见到我就放下自己的工作，逗我玩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很耐心地一口一口地喂我。有时候哨兵叔叔故意逗我，不让我进去，一定要让我说出来是找谁的，才让我进去。因为那时候想找父亲的心太急了吧，本来是想跟叔叔说我是来找爸爸的，可是一着急呢就说找你爸爸的，逗得他们直笑。

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这个聪明的小姑娘从懂事起便明白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与其他孩子不同。她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家务事抢着干，吃饭时从不与养父母家的孩子争。读书时，她比其他孩子都用心。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由于没有足够的营养，先天不足的小捷生总也发育不起来，像一棵长不大的小树，矮矮瘦瘦、病病怏怏。直到解放后父母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的少女了。

记者：据说您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在寄养中度过的，为什么爱您的父亲要将您寄养到别处？

贺捷生：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难，父亲为了让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够读书，就决定托两个跟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部下，也就是他的把兄弟，一个秦光远，一个区玉平，把我带到湘西老家去抚养。走的那天，父亲到老乡家里来接我。我以为父亲又带我骑马，高兴地扑进他的怀里。父亲像往常那样，用胡子蹭蹭我的脸，痒得我格格直笑，但是父亲没有笑，他骑在马上，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慢慢地兜圈子。天，突然下起了小雨。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全然不知。我有点害怕，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贺炳炎叔叔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跑来一把抓住父亲哭喊：“你要让孩子去送死啊？！”父亲说不出话来，猛地将他甩开，策马狂奔……我记得父亲后来跟我说，当时长征那么艰苦，小孩都已经带过来了，如果再有个好歹……因为我后来得了大肚子病，也有点鸡胸，而在延安没有药品，物质条件差，所以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就太可惜了。所以就想我出去能把病治好，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能够有一口饱饭吃，能念书。我想我父亲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记得我离开的那一天，就在要走的时候，我父亲说：“你跟这两个伯伯去骑马，爸爸在下面看着。”我就信了，就跟着他们去了。越走越远，就要看不见了，我就大哭大闹，就这样我离开了父亲。

当时有一个叔叔也在西安养伤，说我到了西安也大哭大闹。大概我哭的声音，喊叫的声音，他们都听熟了，一听就知道捷生来了，一定是老总又把她寄养出去了。

记者：能说一说您寄养生活的经历吗?

贺捷生：不说了，因为你们都没有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历，所以无法理解那种心理，而那种心理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我在别人家里，不是说人家歧视我，是我自己感觉这不是我的家。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人家要是不叫我，我就躲在门背后，人家要叫我，我就过去吃，吃也不敢像在家里一样肆无忌惮地一边吃一边玩。

记者：被寄养11年后，您才被接到重庆，回到父亲身边。那时您第一次见到薛明同志，见到妹妹们，您有回家的感觉吗？你们姐妹相处得融洽吗？

贺捷生：应该说我们姐妹从没为什么事情争吵过，半个世纪了吧，我们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争吵过，都很团结，而且对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地来做。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很默契。她们也很谦让，具备一些很优秀的品质，比如说她们很善良，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投入，学习也都挺好的，晓明也应该说到了半百年龄了，还去中华大学上学，都挺积极向上的。黎明工作也挺繁重，但是对老人很孝敬，现在特别是鹏飞弟弟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团结了，像我们的弟媳妇我们也更应该关心她。毕竟都是父亲的孩子，而且我们都是党员，都是受党的教育，都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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