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贺龙元帅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说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的时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和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那是中国体育傲视世界体坛的第一步。

记者：大家都知道贺老总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得到振兴,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据说，您父亲过去一直就很喜欢体育运动，您能说说他和体育的渊源吗？

贺晓明：爸爸是第一任体委主任。当时任命他当主任的时候他没在北京，而是在西南，在国家还没有这个机构的时候，西南军区就已经有了专业的体工队了，篮球、足球都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对体育的那种热爱、执著。在我们家的纪念馆里有一个石头锁，就是过去老乡一个棍插进去的那种石锁，那个石锁就是爸爸练臂力的一种运动器械。以前在红军时代他就有体育锻炼的习惯，比如说武术、棍棒。所以在他一生中，对体育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在看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父亲是1896年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奥运会的第一年，这很巧的。然后他又做了共和国的第一届体委主任，所以我觉得他和体育绝对是有缘分的。体育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体育。

为了搞好体育，他带领考察团出国考察，考察苏联的体育建制是什么样的。回来以后结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这就是群众体育。设立了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的编制。

记者：1962年中国运动员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建国以后新中国体育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贺龙元帅亲自组织、安排的。那时候他还找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专门批了外汇到瑞士购买所需的物资，投了巨额资金。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贺晓明：了解一点。当时大家都很奇怪，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登山。在很早以前和苏联有一个计划，苏联后来不做了。我们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去找刘少奇主席，详细汇报了这个项目。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1962年，刘主席批了很大一笔外汇，专门派飞机到瑞士去买设备、衣服、靴子、帐篷。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只有几十万，但1962年，就是巨额投资了。

登顶成功了，那种心情，我现在刚刚体会到一点，很像申办奥运成功的那种感觉，高兴极了。

父亲认为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如果我们体育成绩上去了，就会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谁也不敢小瞧我们中国人。登山是有死亡界限的，高过多少米，就是死亡界限，你不可能不用氧，但是当时他们已经超过这个界限很高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后来人民大会堂组织了报告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各行各业学习登山运动员的这种精神。

乒乓球运动，国家体委也是打了很重要的一仗。当时的对手是日本，还有匈牙利，一个东方，一个欧洲，是两个比较强的国家。

父亲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这绝对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说的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的体育情况还会更好的。

记者：贺老总这么爱体育，那时候您、哥哥、妹妹都是朝气蓬勃的小孩，是不是在体育方面对你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贺晓明：那是绝对的。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哥哥打篮球、踢足球，这些项目他都很优秀。他还一直是三铁运动员，标枪、铅球、铁饼，他是有纪录的，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在北京市他的标枪纪录连续好多年都没被打破。冬天就滑冰，打冰球，在院子里搞一块冰，看见电视里有冰球比赛，就买来冰杆，学着打冰球。夏天全家一起游泳，游泳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是一种求生的方法，所以他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游泳。打乒乓球呢，父亲年纪大了，他又很好胜，就拿起球在桌上颠，颠起来又高又慢，然后他一拍子挥过去，叫抽球。我当时打不过他，还说他赖皮。

我记得1954年在北京，冬天我们都买了冰鞋到什刹海去滑冰，很好玩。在冰上可以做各种动作，有各种游戏。爸爸妈妈有时候在北海散完了步，就走到冰场边上看我们玩。我们就拉爸爸也下来滑，他也很高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上冰。我说，爸爸你别怕摔跤，前面放一个枕头，后面放一个枕头，摔不着你。因为当时我从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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