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们去军队的一个马场，父亲很喜欢培养我们的勇敢精神，就让我们去骑马。那时候我也就十三四岁，有点害怕。我哥哥倒是很好，走了几圈以后，他就已经可以骑着马跑了，我就不敢，一直不让那个战士把马缰绳松开，就这么遛达。在上面哆哆嗦嗦的，时不时的还要发出一点尖叫，老爷子就在底下骂人了。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他的声音很严厉了。我马上就坐得好好的，也不敢叫了，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个动作。他绝对不允许你怯懦，你有一个过程可以，但是你要表现得很认真。

记者：看您小时候的照片都梳着长辫子，是不是父亲特别喜欢你们这样打扮？

贺黎明：对，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都要照相，我们的父亲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长头发，他说女孩子的这种长头发，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你看当时我是这么长的辫子，父亲就特别喜欢，绝对不让剪，我姐姐也是这样的大辫子。

记者：那您离开父母是什么时间？

贺黎明：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候还好。到了年底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他们“四人帮”就已经蠢蠢欲动要打倒贺龙，打倒“大军阀”“大土匪”。

我父亲在新六所住，已经不能在家住了。那时候父亲给总理打电话，希望中央给他一个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字报？出现这种大标语？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不像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在人民心目中贺龙元帅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有数的，如果不是有人指使，不会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所以他要总理给他个说法，到底是为什么？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跟总理联系好了，从新华门到总理家，然后在总理的西花厅住了一个星期，等着总理谈话。大概住了有三五天以后，总理说让孩子们先回去，该复课就复课，该参加学校的运动就参加学校的运动。说你们老两口在这儿，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这样我和我哥哥离开了中南海，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记者：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情况怎么样？

贺黎明：当时我没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两口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给了我一张支票，一个600块钱的存折。我说我拿这个钱干什么？母亲非要给我，她可能已经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残酷性，然后父亲就把他戴的一块表，摘下来要给我哥哥。我哥哥说，你自己留着吧。没当回事，我还说：爸爸妈妈再见。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走了。结果这600块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以后父母就跟我们分开了，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到陕北插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记者：后来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贺捷生：通知我们认领骨灰，我们就去了八宝山，换骨灰盒，然后就说是把它存放起来。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那时总理已经得了癌症，邓妈妈在休息室里跟我妈妈说：“薛明啊，总理身体不好，他今天就不来了。”但是没过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是带着抢救小组来的。很远就听见总理叫我妈妈的名字，抱着我妈妈就哭，说他没有保护好我们。

贺黎明：父亲去世时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到延安去农村插队了，在志丹县的窑洞里。当时跟哥哥姐姐只不过是书信来往，那时候不能打电话，我们也没有钱来支付这个电话费，就是靠写信，后来我觉得我姐姐给我写信老是话中有话，说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别人。我就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其实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最后大概是被我问的，姐姐就写信告诉了我。说他们已经到301医院见过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的子女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父亲曾给他们的教诲，是他们艰难岁月中的支撑。面对种种逆境，他们从没畏缩，从没低头。当风雨过后，有人问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屈辱的看法，他们说，我们仍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父亲一生的信条，我们不可能背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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