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准备好了，你们去看一下。”在301医院的外科大楼，我们先看到了妈妈。那是六月份，北京很热，妈妈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因为她的身体太弱了。妈妈一边拉着我，一边拉着哥哥，那时候我妹妹黎明还在陕西插队，没通知她。姐姐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这么一路走过去，病房两边的门都打开了，病号在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知道了，都在看。妈妈就使劲捏我的手，不能哭。

从那一刻起我就没眼泪了，好奇怪，就没眼泪了。到了病房，床上就是一个白被单压在爸爸的胡子上面，头发也梳过了。一看我就知道是他，但什么都不能说。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负责记录。就这样站了几分钟，我觉得我们都很吃力，确实很吃力。后来妈妈很冷静地问了一句：可以了吧？就带着我们出来了。

（贺晓明哭了……）贺晓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在贵州东南部某县教育局工作，后到山西卫生局。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到北京，调任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

贺黎明：威严的父亲

贺黎明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从懂事以后她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记者：您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懂事以后您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跟其他兄弟姐妹相比，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们知道您父亲习惯留胡子，非常威武，您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对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贺黎明：我父亲本身结婚就比较晚，父亲和我妈妈相差了25岁，我妈妈那时是延安县长，也是组织介绍的。他们一天到晚地打仗，南征北战，根本没时间找对象，当时是彭真同志介绍的。

父亲留着小胡子，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几个允许留胡子的人，非常威武。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可亲的人。但周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秘书见了他，有的时候说话，舌头都有点僵硬，打不了弯。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我的父亲？他威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很亲切。

比方说，我15岁的时候入了团，我妈妈就很高兴，就告诉老爷子说咱们“幺女”入团了，老爷子一听就很高兴，把我叫到一边去，拿了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说，这是你入团的一个奖励，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我妈妈在旁边说，不要搞物质刺激。我们老爷子就笑一笑，家里气氛是比较和谐的。

我们家孩子们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我爸爸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我妈妈名字后面有一个“明”字，当时毛主席就说，将来你们要生一排小龙，再生一排小明。这样生到儿子就叫“龙”字，生个女儿就应该叫“明”字，所以就叫晓明、黎明，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人家解释，我哥哥贺鹏飞的小名就叫小龙，我姐姐的小名叫小明，我的小名叫幼明，意思是我们家又来了个女儿，延续我妈妈那个名字。

记者：您看到您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说话做事都很融洽，能通过什么事情表现出来吗？

贺黎明：他们之间非常默契，彼此互相关心。我妈妈脾气比较温和，性子比较慢，处理问题也比较周全一些。所以我一直说我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我爸爸是我们家的司令。

如果我爸爸生气了，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我妈妈当时不会说什么，等到我父亲气消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就一边走一边说。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做爸爸的思想工作，在跟我爸爸聊天。妈妈都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策略和我爸爸谈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从来没有过。在家里，爸爸他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个好爸爸。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夜里我给弄醒了，我眯缝着眼，一看是爸爸。爸爸手比较重，在笨手笨脚地给我盖被子。妈妈出差了，他来给我盖被子。我没出声，假装睡着了，因为我一醒了就证明他失败了，你盖被子都给我盖醒了。因此我就没出声，其实当时心里很感动。

吃饭时爸爸要求我们不许掉一粒米粒，饭碗要吃干净，什么菜汤啊，菜叶子啊，绝对不可以掉在饭桌上。我们家除了自己家的成员，还有烈士的孩子，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孩子，吃饭时通常是两桌。我们吃完饭自己收拾碗、盘、勺、筷子。谁吃完，谁就把自己的拿走，桌子上干干净净。

爸爸讲一粒米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28道程序，你们要知道农民的辛苦。

1965年，我爸爸主持国防科委工作，那一年他带我们去东北，我想就是去玩。夏天去东北挺凉快的，是个好事。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暑假，天天跟着他一起参观军工厂、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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