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拐棍是用来敲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威风，就连我们家的动物都知道要怕谁，要欺负谁。比方说我们家一般都会养一些狗、鹦鹉什么的，还养过猴子，这些动物见了他都很害怕。这就很奇怪，父亲从不喂它们。我们家的狗见了他就会趴在地下，猴子见了他就会献媚，拿着小爪子去勾他的拐棍。但是那些狗、猴子见了我就会欺负我，就冲着我呼呼呼的样子。只要父亲一散步走到那儿去，它们都规规矩矩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而在家里却又这么让孩子喜欢，这两种性格在他身上是统一的吗?当时去你们家的这么多孩子和您父亲之间的交往怎么样？

贺黎明：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其实常住在家里的只有我哥哥、姐姐还有我，但除此之外我们家还多出来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人，一些老同志的、烈士的子弟，还有的是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来，就住在我们家，所以非常热闹。

我记得当时罗荣桓同志因病去世以后，我父亲对他的儿子罗东进很关心，经常会问一问他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张鼎丞的女儿也是我们的邻居，我父亲都会问他们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习情况怎么样，在政治上是不是积极要求进步，对他们都很鼓励。包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父亲都会替他们去做，就是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他都会想到，都会去安排。

我们家一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去看电影，夏天就在院子里，冬天就在工作人员的食堂里。周边住的有罗荣桓元帅家、张鼎丞一家，还有刘伯承元帅、陈老总、罗瑞卿，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他们几家都住在那个院里，还有彭真家。一到星期六，这些孩子们都会主动打电话来问晚上演什么电影，到时候大家都过来了。

业余时间大家会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玩，无拘无束，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玩累了，我就会跟林月琴妈妈说：林妈妈，我今天在这儿吃饭了。等于我既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也同样是这些老同志的孩子。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包括现在就像宋任穷的爱人，还经常来看我妈妈，他们的孩子也和我们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注重孩子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孩子们不怕苦、勇于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去北戴河，我哥哥他们那一辈的，包括像万里同志的儿子、陈老总的儿子，他们一起踢足球，跟苏联专家的孩子们在一个足球场上，无意中开始对垒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孩子很傲慢，觉得他们肯定技术要好，本来是玩，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比赛。

他们踢完第一次球以后，回去跟我爸爸讲，说他们今天是跟苏联孩子在一起踢球。还约好了下一次进行一次正式的比赛，老爷子就对他们的比赛很认真。

我记得那次正式比赛的时候，除了主席不在北戴河，在北戴河的这些常委都去看了。我们都属于拉拉队，全场给他们助威，那场球好像是踢平了，没有赢人家。但是我们敢于去拼搏，在竞技场上不能输给外国人。我父亲就要求我们要勇敢，要勇于克服困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能够克服那么多困难，一直坚持活下来，我觉得跟过去的那些教育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父亲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对运动员非常关心爱护，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贺黎明：当时荣高棠是体委副主任，做具体工作。有关二十六届乒乓球的赛事，都会及时地反馈给我父亲，他口才好，讲得非常生动。然后我父亲说自己的看法，具体到庄则栋、李富荣等人，他们应该如何如何打球。

一旦这些运动员归国回来以后，老爷子就去体委看他们。当时我们家住在北戴河，就请他们到北戴河的家里来做客。我记得当时请运动员吃西瓜和桃子，都是用筐子抬到会客室里来的，因为运动员太多，整个国家队都请来了。

记者：父亲对你们很慈爱，但他是不是也有比较严肃的时候？或者说您对他有点畏惧的时候有过没有？

贺黎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有两条路线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是跟着毛主席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我哥哥在清华，清华大学那时候派系斗争也是很严重。有一次哥哥从清华回来都很晚了，连饭也没吃，爸爸妈妈已经睡觉了，听说他回来了就都起来，看着他吃饭，问他学校的情况。父亲就问他，说你是跟着毛主席还是跟着谁？我哥哥吃着饭就心不在焉，说，那还用说吗，这是根本就不用谈的事情。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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