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这辈子有一个他最爱的活动——钓鱼。他迷得不得了，还带好多人去钓鱼。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钓鱼，好多外交部的同志出国回来给他送鱼线、鱼漂。父亲有时候外出，到山里头，他看到竹子好，就自己砍竹子做鱼竿。所以他的渔具特别多。

父亲钓鱼很有耐心，鱼食也特别讲究，他钓的鱼也不是自己吃，他一路钓，一路都送完了。说这鱼大，给总理送去。就这么沿路送，各家都送。

记者：听说您游泳很出色，是怎么学会的？

贺晓明：我不太记得谁教我了，我就跟着游，就这么会了。后来真是有名师指导，那时主席经常在北戴河游泳，他那么大年纪出来游泳是应该有人陪的，因此爸爸就从体委调人来了，那时候有一个陈教练，是个女的，是我的老师。她除了陪主席游泳以外还教教我们，很认真地教我们，从头教，一招一式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游得很不错了。

1965年我在北京大学，9月1日开学，天气比较热，课余的时候就和同学一块儿去游泳。我在游泳池这么一游，体育系的老师就来找我了，说你游得不错，专门学过吧？我说是，于是就让我参加了游泳队。

我当时玩心很重，不愿意参加。我要参加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老师说明年大学生运动会，你准备一年，参加全国比赛好吗？为了要让我参加游泳队，这个老师很花心思。他找别的同学来动员我，说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就这样我就去游泳了。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运动会就没了。

十年浩劫中的贺龙一家十年浩劫，贺龙没能幸免。1969年5月上旬，贺龙病情再次恶化，连续摔倒7次。6月9日7时许，在被允许的情况下送往301医院。当日15时04分，含恨而逝。

记者：“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贺老总接到家中保护起来，但您父亲还是被林彪、“四人帮”逐出了中南海，你们一家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老总受到不公的待遇，长期被关在西山。那时候您父亲有糖尿病，听说当时造反派还给他注射葡萄糖？

贺晓明：我们家在“文革”时，情况是逐步变化的，后来越来越恶化。在西山有一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就安排父亲到那儿去休息。但是在那里住下来情况就变了，从休息变成监护，最后就是监狱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北大时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可能在西山，但是具体地方不知道。我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或者到红山口，那有条运河，在那儿游泳，经常望西山。知道大概地方，但是找不着，什么消息都没有。

据我妈妈后来讲，他们在西山的时候，造反派来送饭，把饭盒“啪”扔到桌子上，从不给好好放。有一天，这个饭盒就扔在地上了，再找他们要，不给，你不吃就饿着。父亲还有病，怎么能不吃饭呢？

我妈妈就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干净的米拨到饭盒那个盖上，就这样给爸爸吃。有病不给治，给你治病的时候，反着给你治。比如说你发烧了，应该吃降温的药，他给你吃升温度的那种药。还有糖尿病的人最怕葡萄糖，他们就给你注射葡萄糖。病人情绪必须非常好，不能受太多的刺激，可他们天天喊，说你是反革命，那种情况下怎么能治病呢？就这么慢慢拖下去，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

记者：“文革”期间，父母被隔离，你们兄妹长期不能与他们见面。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贺晓明：当时我在大学，专案组的人到学校去找我，说要接我出去。他们通知我说总参的人要你到城里去谈谈话。当时我就一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只能跟着他们走。

上了他们的车，出去以后开的方向根本就不是进城，是到运河边。在车上，他们才告诉我，是专案组的，说你爸爸今天犯病了，接你到医院去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一下脑子都蒙了。我想他们为什么这次说叫“爸爸”，以前一直就是骂，带上好多定语在骂。为什么这个人说是“爸爸”呢？我估计爸爸可能是不行了，要是活着，这些人能让我们见面吗？到了医院，妈妈已经在那儿了，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也不在身边，不让她陪着去医院，她只比我早到了一会儿。

后来，造反派就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犯病的，什么时间去世的。我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很危险，这叫政治表现。你流着眼泪，还要让你划清界限，让你表态。

哥哥出了许多汗，汗水哗哗哗的，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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