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

那么，蒋介石是否决心由绥远战役而展开全面抗战呢？似乎也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归纳蒋主战的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的必要，意在逼其让步与妥协。用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因为，只有使其知道一经破裂，我必不惜牺牲，则不能使其知难而退。敢于做此赌博，一个原因在于蒋的军人特质和独特性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方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关东军即使想要干涉，也难以很快抽调兵力援绥。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机，关东军纵使想要报复，也必因失机而需重新计算，权衡利害。当然，要赌就不能怕输。蒋亦时时在做着破裂的准备。这恰恰是蒋介石区别于阎锡山等人的关键所在。阎锡山等人总是担心因小失大，引发大战，而蒋介石却敢做敢当，不惜一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年里每每遇到中日间出现突发事件，蒋都会要求军事各机关“准备一切”，做好破裂准备的原因。这是因为蒋经历了东三省、热河沦陷和华北事变之后，不仅深知自己已让无可让，而且已经明白继续示弱只有灭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现在“惟有十分备战決心，隨時牺牲或可避免战爭，（并）慑服倭寇。”他始终认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规模之扰乱，则我可转入主动地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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