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0月18日傅作义的报告似乎显示日本关东军真有介入绥远战事之可能。傅电称：日本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转托关东军军官西峙及前东北军师长郭殿屏前来绥远见傅，称：“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对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绥省对此种种作梗，日本为贯彻国策计，不惜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傅之环境困难，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忌之空气。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作，则内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时傅之决心如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据此，傅作义断言：“绥远地位特殊，情形复杂，日决不放弃。默察大势，短时或将发动”。而傅作义的估计是必须增加兵力准备对日。他声称：“我之向日以蒙伪为对象之准备，似有速研改变，另作有力布置必要。”最好能够改以日军为对象，“多准备有力部队及飞机、战车”，以应大战之需。

关东军真的会卷入攻绥行动？蒋对此不能不深感担忧。他特地于20日要张群转告川越：日方应约束关东军，切不可扰乱中国政府在绥远的行动，否则必将会影响南京外交之进行。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要其速调关征麟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

六、蒋介石估计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认为绥远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为阻止其弄假成真，蒋介石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但仍未能获得阎锡山、傅作义的绝对支持。

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但蒋介石始终估计，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此，蒋介石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

21日，蒋致电阎锡山，重提在绥远采取攻势，先发制人，以显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决心的建议。其电称：“本日岳军（即张群－引者注）与川越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二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交通完成，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但击破匪军之后，追击不必过远，至绥察边境即可停止，或追击到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原防。并望于一星期内出击，则不致失机。再迟恐反被攻矣。”蒋介石断言，此役若能一举击溃其匪伪，使倭军增援不及，则其侵绥企图，受此打击，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也。

阎锡山等人的看问题方式明显与蒋介石不同。蒋是越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须用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他们当然会怀疑蒋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世昌的观点反映了山西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他说：“盖我工事不够，准备未周，共匪又近在侧背，能再延宕敌人一年，于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战法，就是乘伪军王英部进至百灵庙之际，“一举灭之，并将白灵庙附近之能资军用等地毁烧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绥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过于难堪”。即便是对这种战法，众人也认为应当十分审慎小心。结果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不能出炉，蒋介石不得不接连去电询问阎锡山：“對匪伪軍之进攻计划未知能否实行”？并决定亲去太原见阎“面商一切”。

自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以及所辖第七十二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随时准备开赴绥远。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援绥计划实施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实行出击。陈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阎锡山等仍表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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