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对蒋的通报却不以为然。刚得到蒋介石的通报，他就电告蒋介石，说：“昨得密报，日以飞机唐克车毒瓦斯等助伪匪军作战，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战，必得绥远雁北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必其无，为防备万一计，应恳鈞座再备五万人驻扎相当地点，以备应战”。不仅如此，在晋绥开战，原非计划中事，各项开拔、粮草、补给和枪弹消耗的费用都需要大量款项。而以晋绥两省之力应付起来，不免会有相当困难。故阎锡山还明确要求中央提供600万经费的补助，以满足此次作战行动之初步需要。反复劝说之后，仍无法使阎锡山痛快出击，这不能不让蒋大为不快。

不过，无论如何，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所部骑兵孙长胜师、步兵孙兰峰旅还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预定计划，一举袭取了百灵庙。当天，阎锡山即分报各方，称：“连日匪伪军大部集结百灵庙，谋犯绥北，昨晚开始向我守军进攻，我一面派兵迎头痛击，一面派出奇兵绕袭百灵庙。双方夹击，激战彻夜，卒将敌击溃，于今晨九时我军完全占领百灵庙。”绥远抗战因此乃得以写入历史。

十、拿下百灵庙后，蒋介石力主继续给伪军致命攻击。阎锡山持相反意见，认为应把防备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顺利地拿下百灵庙，蒋介石更加相信伪蒙军不堪一击，因此力主傅作义再接再励拿下商都和张北，以给伪军致命打击，以便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使其不敢再行骚扰和蚕食绥远，制造内蒙古独立。但是，阎锡山等却并没有因为百灵庙大捷而特别欢欣鼓舞。他当即电告傅作义不要急于进攻察省境内的商都和张北，“对察战事静候我公办理可也。”

阎锡山的顾虑不是毫无道理。傅作义这时有报告称，关东军发出通告谓：“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此则通告显示对商都，特别是张北发动进攻，将冒相当风险。虽然傅作义根据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建议，公开否认有此协定，并表示：“际此大军进剿，当然对该通告应置之不理，以利军事”，但实际上阎锡山等人还是忧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确表示：“在我准备不足之今日，最忌贪功与浮燥。”阎锡山更顾虑到蒋介石已经准备动用70架飞机参战，担心再打下去，战事势必扩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商（当）设法阻止之。”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傅作义要求对日作战的那封电报转发给蒋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时能用政治方法谋彼此停止攻击纔好。”他的意见是，百灵庙之役后，目前已不是再度扩大战果的问题，而是应把防备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应防其大批飞机轰炸及放毒”和防其“从平绥路进攻大同，截断晋绥”。

对于关东军的通告，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他当即致电外交部长张群，令其就察绥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为我国领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当之任何协议与未经中央正式承认者，概不发生效力。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亦所不惜。”准备必要时正式宣布。同时，蒋密告南京中央的何应钦等，要其做好日军卷入的准备，即“应预备察绥事态扩大，须准备一切，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进兵吴淞之准备，一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之手续，并与冯（玉祥）程（潜）唐（生智）各同志密议筹备”。他并致电河北秦德纯等，提出：“望与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绥事态扩大后办法。中意察北应乘机收复，请其积极戒备以防万一”。他进而电示阎锡山和傅作义称：“对日本驻晋绥各特务机关人员，应准备监视与搜索其住宅。对其室内外所用之无线电机，尤应拆除。”显然，蒋此时并不想就此收手，并且横下一条心，有意要摆出不惜与日本一战的架式。

25日，蒋介石电示阎锡山、傅作义，坚持要他们乘胜发动对商都的进攻，并表示将派空军协助，预先实施轰炸。阎锡山自然表示难于接受。其复电称：“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調齐，山意轰炸亦可稍迟举行。”蒋对此毫不妥协，当即电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远决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对此，阎锡山亦坚持反对，依旧强调各种困难，并且特别指出，以商都所据位置，纵能夺取，占领和固守亦是问题。眼见阎锡山等前线指挥官与自己意见分歧，蒋介石亦无可如何。他只能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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