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取消塘沽停战協定；丙、取消冀东伪組织；丁、取締走私；戊、取締日机之自由飛行。结果可想而知。鉴于双方条件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相信事态可能趋于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分电各方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渠、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变准备，说：“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回京，亲与川越周旋。”

但随后的情况似乎不如想象中之严重。10月5日，蒋回到南京，接外交部报告称：彼要求华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绝反倭行动与思想，但又“谓不能实行者不必强允，可暂作悬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显示其已从原有强硬态度上退缩？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军事威胁乎？”蒋因此重又乐观起来，不仅继续坚持“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而且马上电告阎锡山：“外交形勢转变甚快，绥东等事或可和平解決，对于全般外交及与绥远有关者亟待妥商，請派重要同志來京商決一切”。

实际上，这时有关中日关系的各种消息和情报颇为矛盾，并非多为好消息。就在蒋回南京前夕，军情部门以及绥远前线就有大量有关日本关东军要在绥远展开更大规模军事进扰行动的报告送来。

戴笠接连报告说：“化德日特务机关于养日（九月二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到有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伪蒙总顾问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决议：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向绥西推进。”“德王顾问西崎，于十月三日由张北经张垣赴绥。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长以上军官讨论进攻绥远问题。”

傅作义也报称：日本关东军作战科长田中隆吉贞到化德每日开会，“指导伪军积极动作”，日军不仅向多伦和丰宁集中了三个联队，且送了五辆装甲车和若干野炮到张北给伪军，李守信部也已向尚义集中，绥垣、包头两处日人也分批离开，眷属皆送平津。“总上情况，已甚紧张，有旦夕发动之样。”傅为此不仅要求晋军“准备在绥作战之部队请早日集结”，尽速开绥，而且建议，应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并乘势直捣敌穴。他的具体意见是：“敌方发动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军参加者必少，而伪军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职意我应趁此机会，本钧座预定之计划，以优厚之兵力予敌以猛烈之打击，并乘机袭击察北，先将初期之敌歼灭，以振我军威，扬我声誉，而唤国人之注意。”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显然倾向于相信这些只是日本关东军的越轨行动，因而更乐于相信关于日本政府态度的情报，相信还有与日本政府取得妥协的可能。只要谈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会约束关东军。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蒋对纷至沓来的有关绥远形势紧张的情报明显不如7月时的反应积极。他虽然也督令军事委员会研究援绥方案，同时却电告阎锡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见饬属准备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变化如何再定行动时期。”

五、日本政府完全无意缓和中日关系，蒋介石决心重提“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找川越会谈。他没有想到，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项要求。蒋对此显然颇感意外。他除声明“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外，并不与其直接讨论日方的各项条件，坚持其他问题仍由张群外长与川越大使继续商讨。会谈结束之后，蒋明显地开始改变方针，决心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8日，他通知阎锡山说：日方攻绥在即，王英部骑兵三千人十日内将窜扰绥西，察北伪蒙各军俟王部到达绥西后即会合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