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电报解释说：“英俄借款签约，此实为国际外交形势划一新时期。近来日更现恐慌之象，诚有岌岌战栗之势。料其对我国之外交当必渐转，彼本外强中干，于此再加一当头棒，则鬼态毕露矣。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之所以不应犹豫，是因为“川越由间接恳切表示绥远即使发生冲突，但彼中央軍部意旨，決无令其日軍参加作战或侵入绥远之意，以弟所见，其言颇有价值，足供参考也。”换言之，蒋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绥远敌扰的千载一时之机。过去之所以对察绥叛乱之武装不能彻底兴师剿灭，除重视不够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华北事变的经验，担心引起日军的干涉。如果关东军真的有此态度，加强绥远兵力，乘机采取攻势防御，要沉重打击德王等伪军，自然不成问题。只要一举将其击痛，必能使其短期内不敢进犯，绥远就可以保持一长时间的安宁。他因此告诉阎锡山称：“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打击后，实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定向绥远增兵了。据阎电称：“此间自前次接奉钧电后即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二团，内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绥同一带。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但实际上，晋军这时很大部分兵力仍旧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故其对绥远用兵实难做到全力以赴。特别是注意到张国焘、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汇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其电称：“陕甘匪氛近复日炽，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泽东）彭（德怀）等部又日渐恢复。一旦合股，势更猖獗。将来在陕北晋西之中央军及晋军各部，能否如期转用，尚难预定。前蒙允为晋绥军后盾之关（征麟）胡（宗南）等师又均开往豫湘，晋东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难期周到。拟恳钧座早为统筹之计，或命关胡等部逐渐北开，或另指派他部担任援助。总期适时接应，方有胜算可操。”

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倒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后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四个师，炮兵一个团；伪军包桂亭有六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亦有三个师并两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000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之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注意到，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

四、军事上主动出击的时机已失，蒋介石决定暂缓“察绥进攻计划”，尝试与日本达成外交缓和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乘机出着的条件已失，蒋亦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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