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齐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祝寿，蒋乘机又反复劝说阎、傅等加紧准备攻势。他具体与傅作义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也详细介绍剿共军事形势，保证他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在回到太原后，对于蒋建议“精研”进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称：我发动对伪蒙军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藉口。届时德王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既然蒋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进攻），较为有词（可藉）。”

七、德王大规模调动伪蒙军，蒋、阎、傅仍在为"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争论不休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发歌电致傅作义，声称：“自蒙疆设省置县以来，盟旗之政权日蹙，蒙人之生计日窘。上年迫不获已，始有要求自治之举。当时中央以扶植为怀，特准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惟贵省始终猜忌，屡加破坏。”为维持蒙人生计，不能不向贵省提出五项要求。电报强硬要求：“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14日，王英也打出大汉义军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

伪蒙军的大举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一一反驳以外，特告阎锡山：“彼方于最近其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他的看法与蒋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

眼见德王已掷下战书，阎锡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伪蒙军“开衅之先声”，因而同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应付。但他依然坚持要后发制人。傅作义11月7日与赵承绶联名电阎，主张：“绥东必出一战已无疑义，推敌袭我之期约为真日，我与其被动应付，不如机先袭击，打破其种种企图，或可戢敌之正式侵犯，似属一主动制胜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积极准备。”阎锡山却不为所动。其复电称：“匪在必动，我宜立于主动地位，俾制机先，所虑甚是。惟主动必要先下手，要在有计划之下，适时机动便可常站在有利主动地位。现下我军尚未集中完了，动后即不能自止。目前纵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后对他方面应付又陷于被动。再我军处在内线，故应努力在内外线利害转换上特别活动，目前似不宜远出，致失有利之形势。动后即将我计划暴露，若对一部之敌暴露我整个计划，以属不宜。希仍积极准备，俟其正式侵犯时，再依我原定计划相机应付可也。”

就在蒋、阎、傅还在就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争论不休之际，商都伪蒙军已经在13日开始向兴和傅作义守军发炮袭击，并用飞机向傅部防地投弹。15日，伪蒙军更正式开始对红根尔图傅作义部守军发动了地面进攻。据傅作义15日报告称：“日已向我紅根尔图开始进攻，并用飞机大砲轰击。”他建议：“战端既开，我应換得主动或机先制胜之势，对白（百）灵庙似应奇袭解決，以除後患，且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惟此单就作战有利而言，至对整个外交有否顾虑，须加审慎。如蒙准行，职當相机而行。”

鉴于敌伪已先发制人，“正式侵犯”，阎锡山亦再难犹豫。他随即电告傅作义称：“敌已进扰，我应以机先制胜甚是。已转电介公请示。”但他仍主慎重，强调：“我意此事应熟为计虑。希对百灵庙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详为探查，俟汤军门师全部集中，并得介公复电后，再相机办理可也。”

在得到傅作义电当天，阎锡山即紧急召集各方领导人讨论应对办法。会上仍有争论。徐永昌坚持不可急于做进攻的决定。他提出：一、我攻百灵庙，德王是否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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