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苏战争未能如期望爆发，蒋介石反而发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分离趋势加剧，华北有脱离中央的危险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搖，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

蒋此番布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绥远与冀鲁，两者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相当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征麟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露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他在电报中苦口婆心，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于人，则此非避战之道，实为引倭来犯，无异衅由我启也。”况且，“如我有备，万一彼果来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应战，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借口于伪军无理冲突而非其倭军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结果。万望吾兄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则战可必免”。蒋为此甚至告诉阎锡山说，如山西再不从速大量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

三、蒋介石要求阎锡山对绥远增兵，并主张应主动出击，乘机予敌以重大打击，但未能得到晋绥将领的支持

当然，身为军人的蒋介石，亦深知即使有此部署，亦未必真的就能够消弥战祸。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称日人准备乘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察绥这时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这说明，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的安危。但随后外交部报告的消息却说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明确表示，绥蒙问题全由日本关东军负责，关东军过去敌视绥远守将傅作义，近已改变态度，“有意与之妥洽”，故绥远冲突，“日本军队不会加入”。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注意到英国这时恰好与苏联达成借款协议，蒋介石顿生联想，不仅要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