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文革”初期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村是个怎样的情形，有没有开过斗争这些地主富农的批斗会。至少在我看来，我们队里的阶级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村的村民不管是什么成分，相处得都还不错。

大队也是如此。在我下放的两年多时间里，印象中没开过什么大会。记得有一次全大队的党团员去公社开会，主题是批《水浒》。还有一次，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县里开会，内容是苏北地区农村如何进一步学大寨。

那是一个政治形势变幻多端的时期。一方面是邓小平短暂的复出，各领域的全面整顿给国家带来的令人鼓舞的气象。另一方面是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的两报一刊和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无休止地批判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现在我们村里，则是1976年临近春节时，大队院墙上贴着的内容有些矛盾的大标语：“要抓锄头，先抓人头。” “大干干到二十九，吃完饺子就动手。”

那时候我就依稀觉察到，农民是个非常务实的群体，他们对运动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使口粮多一些，生活得更好一些。

年终

1977年，我在生产队全年干下来，挣了3900个工分。按农村普遍的一天１０分计，我等于是全年出满勤，还略多一些。实际当然不是如此，我一年当中不在队里的时间加起来怎么也有三四十天。之所以能挣到近四千工分，是因为在干一些重活累活或是季节不等人的活儿时，队里会采取多劳多得的计分方法。当采取这种记分方法时，村民们就不惜体力，一天挣七八十分的都有。而遇到一天１０分的农活，大家就懒洋洋的，都拄着锄头铁锨聊天，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

年终结算，我这3900工分被会计的算盘噼里啪啦一打，实得钱物如下：人民币68元、玉米300斤、小麦50斤、稻米40斤（未去壳）。这是我一年的劳动所得，也就是说，我如果不靠父母的支援，一年的吃用花费就都在这里了。这乍一看还真不少，会计把数字报给我时，我都有当上富农的感觉。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日子不太好过，比现在非洲贫穷国家的人民好不到哪里去。

从粮食看，一天一斤粮没问题了，可人不能总吃粮食，还要消费，钱怎么办？一年68元平均到每个月不到6元，这够买什么？我是知青，城里父母有工资，他们并不指望我的这点钱粮。可人家农民真的就全靠这些来维持一年的吃穿用度了。按照我的分配收入，我给我们村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假如一家四口，年轻父母带两个孩子，夫妻俩就算一人比我多挣两千工分，两人一年就是一万两千工分，可以分到200多元钱、1000斤玉米、160斤小麦、100多斤稻米。我们村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很彻底，房前屋后可以种些菜，也允许喂一些猪羊鸡鸭啥的。就算这些一年能带来200元收入，总共是400多元钱，平均一人100多元。就算大人能省的都省了，孩子总得上学、穿衣、吃点好的吧？一家每月40多元的零花钱够干什么呢？钱不够用时，就只好拿出一部分粮食去卖，所以一天一斤粮实际上还要打去不少折扣。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放的那个大队，当时是沛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也就是说，和沛县的大部分乡村比，我们村还是好的。

我那300斤玉米自己留了20斤带回徐州，其余的都给了农村的亲戚。麦子和稻米也带回了家，这些在城里都很稀罕。稻米太少，自己家留了下来，50斤麦子邻居们一家四五斤就分得差不多了。68元钱我一分不少地交给了母亲，全是一元一张的，拿在手里好歹也是厚厚的一叠。母亲说这是我一年的汗水换来的，后来都用在了我身上。

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们了解到的数字是：30年前，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是134元，这和我们村农民的收入大致相仿。30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是4140元，我的那些乡亲们的收入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吧？我的人生是因3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而被改变，他们也是因30年前实行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而告别了穷苦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些人一直对改革开放心存感激，一直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是很自然的事。

方言

沛县，就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小沛，也就是吕布辕门射戟的地方。过去它属于徐州地区，地市合并后属于徐州市。沛县离徐州一百多里路，我下放的那个村子离徐州七八十里路，口音和徐州已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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