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常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有一天在买肉时我问卖肉人现在杀猪还往猪腿里吹气吗？卖肉人说，早不吹了。我问那猪毛怎么能刮干净呢？他说用火烧，或者浇沥青，等干后一揭就行了。他又问我：吹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问这干啥？

我啥也没说，拎着肉走了。

琴声

下放到村里的头几天，每到晚上，就有一缕柔弱的二胡曲从不远处飘来，那琴音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我那时刚刚离家，又是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知青点里，往往让那琴声弄得心里一片凄凉。

我小时的邻居里有几个艺术天才，像是画油画的吴以徐、吴以增兄弟，后来在国内都有了名气。马伟光的手风琴，说是徐州第一大概异议不大。董瑞华、董瑞（是弟弟，当初我还问过他，怎么你的名字好像少一个字呀？他说爹娘就是那么给起的）哥俩的小提琴和二胡也都非常棒，董瑞华后来当过江苏省梆子剧团的作曲和副团长，他们和我同住一个院，一起玩的时间长了，小提琴和二胡到了我手里也能锯出声儿来。所以，第一次听到乡村夜晚的那一缕琴声时，我就知道遇见高人了。

问村民，说拉琴的也是个知青，本村人，来了好几年了，叫黄宗保。

几天之后，我在月光下追着琴声找到了黄宗保。见我坐在旁边，他只朝我一笑。一曲《二泉映月》奏罢，他有些喘吁吁地说：“早想去看你的，你倒先来了。”我问：“总听你拉《病中吟》、《二泉映月》、《江河水》啥的，不能拉些欢快的？《赛马》、《光明行》、《红军哥哥回来了》都行啊。”他说：“你知道得还不少。《红军哥哥》是板胡曲，二胡也能拉，没那个心情！”我接过他的二胡，拉了一段《江河水》，他很惊诧地看着我。我说：“野路子，以后你来教我。”他说：“行。”

那天晚上我知道了，黄宗保和我们知青下放农村有些不同。“文革”期间，对待一些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等人，有一种惩罚办法，就是全家遣返原籍。看宗保的音乐素养那么好，我猜他应该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也就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具体我也没问，那都是人家不愿提及的话题。

宗保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静养，还需要好的心情。而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想望回城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他的病百害而无一利。宗保矮小瘦弱，走路快了都喘，所以几乎没有真正教过我拉琴。“四人帮”被粉碎后，风传知青要逐步返城，这让宗保看到了希望。他曾对我说，要是回了徐州，他这病肯定能好。我们村后来来过一个家里很有背景的女知青，只待了半年多时间，就通过关系调回了徐州。这使宗保颇为不忿而又倍感压力。不久，他的病况严重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哥哥用一架平车从公社卫生院拉他回来。宗保躺在车上，双目紧闭，脸色惨不忍睹。我轻轻喊他，他已不能说话，他哥哥说马上就带他回徐州治疗。可没几天，我就听到了坏消息。

我那个叫董瑞的邻居和宗保的哥哥同在徐州矿务局宣传队，听他说，宗保死后，家人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放入两样东西。一样是手绘的冥币，写上了一个很大的数目。另一样是一份自制的通知书，上写：黄宗保同志，你已被批准调回徐州工作……。

伙伴

我们这个知青点，接收的是徐州交通局和卫生局的职工子弟，外加我一个文化局的孩子，共有5女12男17名知青。17人中，交通局的有9个，他们性格豪爽，讲义气、敢担待，文化不高，胆子不小。知青小张一身练武的行头，从大队拖拉机一米多高的车厢上，一个侧空翻翩然落地，纹丝不动，把村民看得瞠目结舌。我们知青点从没有地主富农坏分子来捣乱，我以为皆拜小张的威慑力所赐。而卫生局的子弟加上我，看上去就比较单薄柔弱。不过我们也有优势，高考恢复后，报名参加考试的５名知青中，除我之外，其他４人都是卫生局的子弟。

两年多时间里，我们17人聚居一处，像是兄弟姐妹一般。一个人回徐州，可能会跑遍所有知青的家，捎去话，带回东西。任何人从家里带回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大家一起共享。而这些好吃的，无非是掺有一点肉丁炒的辣椒酱、豆瓣酱或煎咸鱼之类，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多带，一次吃得又不多，放久些也不会坏。

知青点的女生特别受男生的关照，内部的重活比如打井、喂猪等全由男生来干。女生回徐州，都会有两三个男生帮着扛行李送到车站，来时也有人去接。女生当炊事员，揉面的工作就由男生代劳。而每年男生的棉被拆洗后，几位女生会过来一起帮着套好。

知青下放后，大队干部是当然的领导，另外还有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助理。我们那时不知自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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