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威风之后，刘助理是会后悔的，为他那些毫无涵养的训斥。

知青点里兄弟姐妹般的友谊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１７人中后来有５人情有所属，回城后两对知青组建了家庭。怎么还会单独出来一个？那是位女知青，肥水流向外人田，她把自己嫁给了生产队里的一位村民。

回城

沛县北面有个大屯煤矿，是由上海人投资开采的。每天都有许多上海的车辆从我们村附近的公路驶过，去大屯煤矿拉煤。1976年１０月中上旬的一天，一个村民大呼小叫地跑来，说他看见上海的拉煤车上，贴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我们那个村庄，最早就是这样得知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

季节虽是秋天，整个国家却春意萌动。我有个关系非常好的中学老师，在我下放后与我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在那年年底就给我写信，说国家很有可能恢复大学高考招生，让我心里有数。从收到他的信开始，到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有了10个月的准备时间。

说是准备，其实就是胡乱看书，还不知道该看什么书，也没有任何复习材料。我带到农村的书，最多的是毛选和鲁迅，另有一些中学教材、《赤脚医生手册》以及那时期仅有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革”中父亲被关了4年，家里的书大部分让母亲当废纸卖了。还好那时父亲已放了出来，又在市图书馆工作，帮我借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那个时期出版的所谓法家像王安石、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文集。

我还有一本手抄的《唐诗三百首》。在一个同学家看到这本书，想借走，同学说他也是借别人的，于是我用了三天时间把它抄在一个笔记本上。离开农村时，一位村民希望我把这手抄本送给他，送就送吧，反正三百首诗都印在脑子里了。

那年高考只考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四门。后三门我不怕，数学却是从1到10都写不全。知青小耿聪明过人，数学还没忘光，一起复习时就顺便教我。考试时发现小耿果然了得，试卷上他讲过的题型十有五六，居然让我考了60多分。可那年考试要考两次，到第二次时，数学难度加大，小耿讲的题型一个也没有。那是真的一点也不会了，结果拿个鸭蛋。好在其余三门的成绩就把我送过了录取分数线。小耿倒是没发挥好，仅差几分，最后被一个中专录取。他也是在农村待急了，有个学上赶紧拔腿走人。后来知道，一些本科院校搞扩招，他能晚走一个月也就上本科了。

小耿到今天已是老耿了，还在徐州的一所中学教数学。我一直感谢他，没有那年的60多分，我可能第一轮就给淘汰了。

恢复后的首届高考全国约有570万人参加，这还不及现今全国高考的录取人数。最后有29万人走进大学校门，录取比例是20∶1。在那29万人中，就晃动着我瘦弱而疲惫的身影。

那时候徐州至沛县大屯的火车已经通车，六七位村民把我送到车站。知青伙伴被我执意拦在知青点门口，不许他们送。我知道大家在一起两三年，现在其中一个先走了，他们的心里不会好受。

其实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北京已经在开始研究中止“上山下乡”这项政策。此后不久，几千万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到1979年年底，我们的知青点里已经是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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