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与君主的矛盾

君宪说的致命问题在于忽视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立宪与君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深刻的冲突。

君宪说意识到在近代中国实行宪政殊非易事，而最难者莫过于立宪之初，即宪政之何以创立。正如杨度所言：“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所以他们希望由一个类似德国威廉第一、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盖世英主”出来为中国手创宪政。为此，他们不惜赋予这样的“英主”以专制君主的权力，幻想其能“善利用其专制权力，有以迫促宪政之速成”。在杨度们看来，专制权力就像一种工具一样，既可为善也可为恶，所以说“夫以专制行专制，适以疾国；以专制行立宪，乃以利国，所谓事半而功倍者也”。可见，君宪说是企图借助于君主来走立宪的捷径，以维持政局稳定，避免暴力革命等非理性现象。但如此一来就等于将立宪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所谓英主的身上。杨度等就认为清末立宪失败原因乃在于“有适宜宪政之国体（指君主制——引者）而不得实行宪政之贤豪”。严格地说，这其实不过是所谓开明专制的变种而已，早已背离立宪政治的本义。

开明专制与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显然格格不入，立宪政治的核心就是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制约和规范，立宪的君主是权力有限的君主，甚至干脆就是不管事的虚君。因此，君主立宪绝不可能通过一个权力无边的专制君王来推行。而按照近代中国君宪派的想法，则只能是由开明专制的君主来自我限制、约束其权力，这不啻于缘木求鱼。所谓以开明专制求立宪之论，其实是将立宪当作少数政治精英的救世伟业，骨子里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圣贤政治的思维，与真正意义的立宪政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那些成功实现君主立宪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所谓英主来实现的，相反其君主总是处于消极地位。比如，英国近代君主立宪肇始于 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这次革命却是一场由英国议会发动的更换国王的行动，国王在其中不过是政治符号而已，完全扮演着被动的角色。日本的天皇在君主立宪之中也同样仅仅充当政治符号而已。

君宪派之所以鼓吹以权力无边的君王来推行宪政，从根本上说与他们对宪政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立宪是稳定政治秩序、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立宪的实质是“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那么，立宪政治何以能保证自元首以及国人都能切实信守法制、不逾法律而行动呢？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揭示了宪政的本质所在。宪政就是通过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安排而达到制约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离开了这个核心问题，就根本谈不上法治的意义。而君宪说的致命之处也正在这里：完全回避了制约公权、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把保障法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对法律的信守上。这无疑依然是人治的思路。

杨度们的宪政观是典型的法律工具主义，简单地以国家富强的物质标准来衡量政治法律制度的良善与否，因而对于法治本身并无坚定的信念。这从他们对德国、日本的立宪模式的推崇和对英国模式的有意忽略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英国是近代立宪政治的起源，也是君主立宪的典型。但是，杨度们特别赞赏的却是德国、日本模式而非英国模式。其原因就在于德、日当时是后起的强国，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国力等正赶超英国。君宪派丝毫没有觉察到德、日宪政模式内在的问题和危机，后来这两国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其宪政的致命缺陷。立宪政治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将宪政目标仅仅锁定在片面的物质主义方向上（富国强兵，或工业化之类），把宪政当成纯粹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手段、工具而完全无视宪政本身的政治、伦理意义和内在价值，那么其结果势必与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所谓“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之类谬说，其实正是这种浅薄庸俗的工具主义思维的必然产物。

近代中国君主立宪说的两度幻灭，都证明了以所谓开明专制来实现立宪完全是政治呓语。清末搞预备立宪，主事者清廷的目的只在于维系其皇位之永固，而对宪政本身既缺乏真正的理解也缺乏热情和诚意，连立宪派也深感失望，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发生，君主立宪也只能是有君主无立宪。至于洪宪帝制，主事者袁世凯根本不过是借君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

退一步说，假如摈弃开明专制的思路，在近代中国是否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呢？杨度等人的开明专制倾向固然荒谬，但其君宪说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却不可忽视，这就是希望通过将君位世袭明定于宪法来保证不会发生王位争夺之祸，以利于政局稳定有序。立宪君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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