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地使人腐败，同时也绝对地蜕去了掌权者（君主）身上的神圣灵光，这大概是后者始料未及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君主制的历史传统，其中凡是有着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最后都未能走上成功的君主立宪道路，如法国、德国、俄国等；相反，凡是成功实现虚君立宪的，其君主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不具有强大的专制统治的传统，如英国、北欧诸国等。有着君主专制传统的民族在以立宪政治的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君主再也无法成为足以凝聚国民的有效的政治符号，无法充当民族国家的神圣象征。无疑，这将使民族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危机，但既然这种宪政国家已无法继续利用君主来充当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符号，那就只能直接以全民的意志为合法性基础，所以，其立宪就只能是民主共和的立宪而非君主立宪。

结语

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一向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虽然中国社会有多种宗教信仰存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包含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因素，但是总体看中国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务实的、实用性的，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世俗生活的秩序和价值，所谓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将天合于人而不是相反。这种世俗倾向在社会生活中自有其积极意义，可避免像某些民族那样陷入宗教迷狂之中不能自拔。但是，这种世俗倾向的文化传统却给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出了一道难题。儒家的天命论虽然赋予君主某种神圣色彩，但同时却始终未能形成仪式化的或宗教性的最高权力产生程序，只能听任各路豪杰以暴力、阴谋夺权打江山。自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君主通过暴力夺权上台之后，再利用天命论给自己制造统治合法性，这样，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来自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这种神圣性是由世俗权力支撑、构建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自我宣传，而只能来自社会公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主要诉诸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普遍尊奉、信仰的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另一种则是民主的法理程序。君主制依靠的就是前一种合法性认定方式。然而，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世俗的君主并非来自宗教领袖，同时由秦皇汉武为表率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丛林规则也已彻底打破了远古时期的禅让接替传统，使得这种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在中国传统中早已不复存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与对绝对专制权力的追求紧密相连，最终彻底抹掉了中国君主身上的神圣灵光。君主成为纯粹世俗权力的化身，根本上就是一个俗物，并无神性可言。在这样的传统里，统治者的神圣性地位寸步离不开绝对的专制权力的支撑，不掌实权的虚君不仅无法体现君主的神圣性而且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根本无法存在，因为其君位必然要被别人篡夺。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根本不可能容纳虚君，也根本产生不了虚君。而具备先天神圣性的虚君是君主立宪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于英国、日本等民族的一个重要特点，后者的君主神圣地位源于其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活菩萨” 即使不掌握绝对权力也依然具有神性，所以当然可以长久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并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象征与立宪政治下的有限政府共存。这个区别决定了君主制在中国与在英国、日本等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命运，决定了君主和立宪政治在中国不可能相容共存。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可以走向共和宪政，也可能走向某种形式的君主专制、个人独裁或寡头政治等等，但唯一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就是君主立宪。

近代中国的君宪说幻想让根本缺乏神性的君主来充当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和合法性象征，为此不惜进行人为制造君主神性的尝试。这样抬出来的君主要么毫无号召力，根本无法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象征和符号（比如张勋复辟抬出的溥仪）；要么就依然是专制的君主（比如所谓开明专制），总之不可能是立宪的君主。在一个纯粹的俗物身上寻求神性，非要让凡人当菩萨不可，这就是近代中国君宪说的根本谬误所在。既然在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来自某种超越性的神威，既然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