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考察近代中国，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袁世凯以至于任何政治人物，都根本不具有“活菩萨”那样的公认的不可动摇的神圣性。他们若不掌握绝对的统治权力，其君位就难以保住，而且在社会上也就根本不具有全体国民普遍仰戴的教主式神圣权威和地位。所以他们的至尊地位总是跟绝对的权力紧密相连，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活菩萨式的虚君。其实，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如果要保证其世袭君主地位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得不诉诸绝对权力，包括玩弄开明专制的把戏；反之，如果要真正实行立宪政治，废除专制权力，就不得不同时废弃世袭君主的国体形式。总之，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行不通，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君主制与立宪政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冲突，无法协调、统一。

与此相反，英国、日本之类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却可以在不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享有受国民普遍仰戴的神圣地位和教主式威望，且毫无被篡夺君位之虞。英国国王、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蓄意制造出来的，而是源自其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传统。可见，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历史传统与英国、日本等君宪国似乎有共同之处，比如都有君主制的漫长历史，人民都有崇拜君主的传统心理，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很神圣，但在这貌似的表象背后却存在着微妙而深刻的政治文化传统差异，使得中国与这些君宪国的君主的神圣性实际上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从而也就决定了君主立宪在中国必然要遭遇完全不同于在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命运，后者的君主制能与立宪政治和谐并存，而中国的君主制却几乎是先天注定了只能与专制独裁政治为伴。

那么，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是怎样形成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君主，其神圣地位又何以如此脆弱以至于不得不依赖绝对权力的支撑呢？

专制政治传统如何抹掉了君主的神圣灵光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君主，其神圣地位与绝对权力的密切关系，大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是君主的产生方式，其二是视国家为私产的家天下传统。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无不是通过暴力、阴谋夺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并且总是将“天下”视为君主一家的私有产业，绝对不容他人染指。正是这种“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政治游戏规则决定了君主在中国只能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而不可能是活菩萨式的虚君，从而使君主的神圣地位与绝对权力不可分离地紧密结合起来。但是，暴力、阴谋可以夺取权力却不能证明权力的神圣性；同时令中国的历代君主们没有料到的是，一旦皇帝的神圣性是依靠绝对权力来维护和体现，那么这种神圣性基础注定了必然是虚弱的，是外强中干的。越是依赖绝对权力就越是使君主头上的神圣灵光褪色，所以中国的历代皇帝严格地说并不具有真正意义的“活菩萨”地位。

1915年杨度等人抛出君宪说论调时，远在日本的章士钊就以秋桐为笔名撰文指出，杨度所倡的帝制断断不可能与立宪相容，“盖此种帝政与沿于历史本乎神权者不同，后者可言立宪，而前者则否”。其原因在于这种帝制是通过“以谲而不以正”的阴谋手段建立起来的，“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从容入乎宪政之轨，其事诚与逆行求前无异”。君主的产生方式规定了君主制的性质，也决定了君主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就渊源于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君主统治的神圣性、合法性基础之差异也是由此决定的。

君主制的权力交接模式是依照父死子继的宗法血缘关系，但是王朝内部的君位交接之合法性、神圣性必须由这王朝本身的合法性、神圣性来保证，而王朝的合法性则来自王朝的产生方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着致命的漏洞。儒家虽然提出了抽象的天命论来给世俗皇权设置一个超越性的权威，但却没能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或宗教性的仪式，结果反而让世俗的统治者窃取了天命的话语权，由王朝统治者自己给自己论证其天命。历代王朝都企图依照儒家的汤武革命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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