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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绞杀士人精神(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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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9 14:44:35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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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再次复仇，豫让又涂漆使身上长满恶疮，吞炭使声音变嘶哑，经过这番易容残身，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他又去见朋友，朋友把它认出来了，问道：“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是我。”朋友流着眼泪说：“以你的才能，委身侍奉赵襄子，必会得到亲宠。等他亲宠你了，你便可为所欲为，这样反不更容易吗？何必要残害身体，苦变形状？这样去找赵襄子寻仇，不是很艰难吗？”豫让则说：“既然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下，又想杀掉他，是怀二心以事其君。我这样做的确非常艰难，之所以如此，就是要让天下后世那些已为人臣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耻！”
不久之后，赵襄子外出，豫让埋伏在他必经的一座桥下。赵襄子至桥，马惊，赵襄子说：“必是豫让在这儿刺杀我。”让人搜查，果然发现了豫让，由此他们两人之间就有了一场关于君臣关系的对话：
于是襄子仍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呼？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必国士报之。”
范氏、中行氏都把豫让当作一般的家臣对待，他也就作为一般的家臣回报他们，而智伯以国士待他，他就要以国士的行为报答智伯。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最后，赵襄子被豫让所感动，把自己的衣服脱给豫让，让他刺了三剑，“以致报仇之意”。三剑刺过之后，豫让“伏剑自杀”。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2儒家“士”的价值取向：
以“道”为依据贯注理想主义精神
春秋战国正处于封建和皇权的交替期，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想吞并弱者，一统天下，弱者要险中求存，甚至以弱胜强。于是，人才便成了各方霸主争取的焦点，士人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士人即使失去了贵族身份，也还是拥有一定地位的，既可以“视君如腹心”，也可以“视君如寇仇”。同时，这也为儒家建立以“道统”限制“政统”的理想提供了暂时的外部可能。
在这场贯穿中国历史的权力博弈中，士人首先以贵族精神为传承，约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圣贤文化。孔子生活的年代恰处于作为贵族的“士”渐趋消亡，作为知识阶层的“士”(四民之首)正在兴起的历史关头，所以他特别强调“士”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以“道”为依据，努力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说来说去，就把这个“道”说玄了，就有了许多种含义，许多种解释。现代学者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将儒家的“道”，理解成“理”或“真理”。著名学者李零先生对“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解释就是：“死心踏地做学问，死心踏地追求真理。”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说的还是“道”，以“道”为标准，明确士人是否应该选择“出仕”，是否应该与权力合作。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仍然引用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薪水和地位是好东西，问题是什么情况下该出来当官，什么情况下不该出来当官。他认为，邦有道，该出来当官，拿政府的钱，不然，很可耻；邦无道，应该躲在家里，保全性命，不然，很可耻。”
孟子继续阐发孔子关于“士”与“道”合一的理想，进一步提出了士人的修养原则：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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